我的主要工作是新技术改进仿制药的制造过程，目标就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几年我在这个领域一直和印度人交手，感触良多。

2007年我天津大学毕业后，到爱尔兰的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读药学博士，当时的部分课题就是开发加速仿制药研发相关的新技术。2011年毕业后到英国工作，到虚拟药物平台开发公司Certara工作，协助全球前二十的制药巨头开发新药。2016年我来到人福医药集团控股的美国普克药业公司，公司总部在美国，我在武汉负责中国区的研发中心。我们的主要业务就是做成品制剂，出口到美国，和印度公司竞争。这个过程中，我们采购印度的原料药，所以和印度企业是竞合关系，我们和印度企业有多次接触，也考察了不少印度药企。

印度的人工成本超级便宜，只有中国人工成本的1/2到1/3。比如我们去过的一家药厂，做接待工作的印度人，月薪大概2000人民币不到，这是中等偏下的收入。药厂对面的一个窝棚就算他家，一家四口人，两个小孩，但他们好像生活得很高兴。工资高的人大概一年能挣10万人民币，那在印度是可以有仆人、司机。所以和印度拼人力成本我们没有办法，而且印度人做这么多年了，又有很多经验。

印度的仿制药起步于大家都知道的强仿政策，举例来说，《我不是药神》里的格列卫，在专利期内，被印度公司仿制并上市。更为重要的是印度法律还规定印度仿制药可以出口到其他国家。一句话概括：印度制药公司不仅可以在印度合法侵权，还可以把侵权后的产品卖给别的国家。这在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印度很早就有这个强仿政策，印度仿制药因此而腾飞。早在1990年代，它的仿制药进入美国市场，当然这是在专利过期以后才进入的。有名的印度仿制药公司比如太阳制药，还有Dr. Reddy’s，它们的美国市场都已经很大规模了。

他们的仿制药能走进美国那真是托了强仿政策的福。譬如他们强仿了一个还在专利期的药，那这个药的供应链他们肯定全部到位，就等这个药的专利过期。一旦到期，印度人马上把按照欧美的仿制药要求相关的材料和试验，提交的提交，补充的补充，很快在欧美上市他们的仿制药。当然印度仿制药的法规政策和欧美发达国家的法规很接近，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印度仿制药的质量,可以很快地把产品卖到美国和欧洲。而现阶段，他们在美国市场走得更快，凭借着过人的仿制药经验和对美国法规的熟悉，他们不断在美国挑战新药专利，并争抢首仿，而且屡屡成功，所以强仿给他们带来了做仿制药的超级红利。

但是，强仿是把双刃剑，因为他们的强仿政策，全球所有的制药巨头都不在印度设立新药研发机构，只有一部分生产线，做些工艺放大、工艺转产这种。因为它们知道在印度保护不了专利，它们只跟印度合资生产，做些非研发业务，目的仅仅是把药价给降下来，纯靠生产进行盈利。对于动辙几十亿美元的新药研发成本，印度即无意愿，也无能力来承担。最后的结局就是，强仿政策把药价给降下来了，印度人能买得起了，但是印度的新药研发却没有了，印度制药业强大之处是仿制药，在新药领域几乎是空白。

从印度制药的劳动力市场就能体现这个问题，他们做药物研发后期工作的制剂人员工资薪酬在所有制药研发相关的岗位中最高，而做DMPK（药物代谢及动力学）这些研发前期工作的岗位工资相对低一些，这和欧美发达国家恰好是相反的。中国这些年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得相对不错。

印度模式从新药研发的角度说就是“杀鸡取卵”。中国是全球制药巨头唯一在欧美以外设研发机构的国家，虽然近两年，外企关闭了很多在华的研发机构，主要原因是在华研发效率低，而研发成本又上升过快，所以欧美企业不得不关闭这些研发机构。但总体上它们宁可在中国设研发机构，不会在印度设。

做仿制药首先发家的是以色列的梯瓦制药。1984年之后，美国出台了《Hatch-Waxman法案》，美国对仿制药的规则明确化了，该法案采用简化新药申请，以生物等效性试验代替此前的临床试验，更为重要的是该法案对药品专利法也做出了重大改革，平衡了创新药和仿制药公司的收益，在保证创新药公司利益基础上，大幅降低了药品价格，能够减轻病患负担。所以该法案是一个划时代的成果。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时候，以色列公司根据新法案精神，不停地争抢首仿，赚到第一桶金，同时还有瑞士诺华（Norvartis）的仿制药部门山德士（Sandoz）也是在那时候崛起。第二波吃到仿制药政策红利的就是印度人，印度人发现这桶金他也可以去赚。他们的做法比较聪明，先在美国雇佣律师团队，再把印度研发团队组织过去，在美国做研发，然后在印度生产，这样很快就能把美国的标准跟印度对接上了，他们这样发展了20多年，自然很成熟了。

中国的仿制药起步相对比较晚，而且原来的法规比较落后。钟南山院士在2007年两会时候就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国家虽然有这么多药，有几万个获批的药物，但有多少药能够跟原研药的疗效相同？中国仿制药的疗效无法和原研药进行比较，病人使用后可能达不到预期疗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产药质量不好”。2015年之后，原中国药品食品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新药研发并加强了监管法规和欧美法规的对接。并加强了市场监督，在2015年7月22日之后对中国的新药临床进行核查，并发现了很多问题，责令相关机构进行整改，并撤销很多仿制药的申请，这就是业内出名的“722”事件，这是中国仿制药转折点。从此，中国要求在三年内对289个已上市品种重新做一致性评价，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一律要求从市场上撤下来。

虽然开始彻底改革，但这还是印度人走过的老路。20年来印度人把仿制药做得炉火纯青。印度仿制药巨头Dr Reddy\\\\'s、太阳（Sun）这两家公司是这样做的，当某个新药还在做临床审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跟踪了。我的博士同学就在Dr Reddy\\\\'s的这个新药跟踪部门工作，他们甚至有自己的临床团队，用来分析已经报道的临床数据，和商业部门一起来分析该药的潜在市场，并根据这个结论来决定是否进行该药物的研发和立项。

但是印度这些制剂的大部分原料药的中间体（合成新药的主要化合物）是从中国进口，然后他们做第二道、第三道合成。再做制剂以及人体生物等效实验这些。一个药的生产过程是先合成出来原料药，然后把原料药做成制剂，再进入市场。

印度还有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们的CRO（合同研究组织）公司，譬如国内的药明康德就是这类企业。他们的CRO在临床、生物等效性实验和生物分析的合规性这一块优势比较明显，配套非常发达。他们早于专利到期，把相关的原料合成好，制剂做好，而且原料的生产是严格按照美国FDA要求做出来的。因为将来去美国市场卖仿制药，美国要审核原料药的生产流程，所有环节达到FDA的要求，各种生产、检验文件做得非常漂亮。

我们去印度考察，看下来有个印象，从硬件方面看，印度的公司两极分化很厉害，好的很好，差的很差。但在软件方面，所有公司都做得非常好。印度人文件管理非常到位，当然这个文件有真有假，说不定，但做得符合FDA的标准，这要求对FDA的法规是非常熟悉。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以极低的价格开展生物等效性实验，生物等效性实验关乎仿制药是否能够成功上市，一般在中国仿制药研发成本中这个环节占一半以上。

所以说印度仿制药厉害，就是说印度的制剂厉害。而生物等效实验又是制剂环节中的关键一环。

为什么仿制药和原研药物一定要做生物等效性试验？仿制药和原研药虽然用的是同一种化合物，但仿制药和原研药可能因为细微的差别，疗效会产生很大区别，譬如原料药虽然是同一个化合物，但是可能因为结晶不一样，导致溶解度不一样，溶解度不一样，使得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就不一样，那就不等效了，或者因为原辅料使用不一样，造成体内释放不一样。没有进行有效的生物等效性试验很难确保仿制药和原研药是否等效，无法保证药品质量，因为疗效才是最关键的质量，是评价药品好坏的重中之重。

我个人就曾遇到过一个有趣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美国辉瑞公司曾经的药王万艾可，俗称伟哥，这个药就是在辉瑞英国的Sandwich分部研发成功的。这个药的反应比较直观，有没有效果，吃的人自己就很容易判断。我国内的一个朋友就曾委托我帮他在英国代购万艾可，价格是中国万艾可的好多倍，我就很好奇，这个药专利都过了，早就有国产的了，你干嘛花大价钱在国外买，他很不好意思的说，国内产的效果不好。估计这就是生物等效实验没做好。

严格监管是必要的，但是一定要先理解这个产业。这里我要多啰嗦几句，中国制药行业里面很多人一直存在一个严重误区，尤其是药品生产部门和质量部门，按照GMP指导文件，使用最繁琐的方法去管理质量。矫枉过正之后，就产生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我们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做GMP？为什么要执行严格的质量规程。不就是确保给病人的每一粒药丸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如果任何新药、仿制药的研发和生产都以这个为中心，就会少走弯路，更不会本末倒置，为了应付而严格管理，把一些简单问题复杂化。只有这个问题弄明白后，我们才可以用最低的投入做出符合美国和欧盟要求的高质量药品。

生物等效实验主要是对比原研药物和仿制药在健康人群上药代动力学的差异，来判断二者是否在疗效上等效。一般给二十四个健康人分别在空腹、餐后状态下分别吃原研药和仿制药，然后测量时间血药浓度用来计算每个个体的药代动力学参数，最后对这些参数进行统计分析，看它们是否达到有统计意义的相似度，如果结果显示相似，就认为这两个药物在疗效上相似。

在印度做一个24例到33例的生物等效实验的价钱，空腹加餐后一起总计大概是15万美元左右，不到100万人民币，而在中国做最低得300万人民币，中等一点的要500万元，对于复杂的药物，成本高的要1000万元以上的试验费用。主要原因是印度试验人群的招募费用，人工成本以及病床费用都比中国的要低很多。虽然便宜，但是印度人的实验机构可都是按美国标准来做的，所有数据的合规性都能经得起美国核查，他们做了20多年，有很充足的经验。他们都熟悉到可以以假乱真。2015以后，FDA对印度产的仿制药加强审查，结果发现印度造假严重，从原料药到临床都有造假。FDA和EMA对很多印度企业都提出警告，最有名的案例就是印度最大的仿制药公司之一兰伯西实验室有限公司(Ranbaxy Laboratory Ltd),因为造假最终被便宜卖掉。同时，美欧对印度的CRO公司加强检查，有一次欧盟EMA去审计印度一家CRO公司的临床中心，发现他们招募的病人心电图数据有问题，有20几个人心电图报告都一模一样，这就是造假，结果一查下去，发现这家印度CRO公司很多位置造假，而且之前FDA审计时候都没有发现。所以印度不管是对欧美法规整体还是个别条文的理解都是非常深入，再加上员工英文的熟练度也比中国要好，能够熟练回答FDA或者欧盟审计员的问题。丰富的经验配合超低的成本，所以我们和印度制药产业在美国市场拼得很激烈。

美国人这个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研究费用，他们资助美国密西根大学以及一些知名公司，包括我原来在英国工作的Certara公司也得到大量美国政府的投资。来实现体外的模拟生物等效性实验，用电脑模拟临床实验模拟人吃药的效果。计算机平台集成个人的经验，生理学、药学、生物学、物理、化学，还有数学。使用平台生成虚拟人群，并在这些虚拟人群身上模拟用药效果，所有这些知识和功能都集成在软件上，可以替代人吃药做生物等效实验。

美国FDA希望未来的仿制药研发，即便不是全部被豁免，至少有一部分药物不用再做生物等效性实验。如果该技术能够在仿制药领域得到大规模推广之后，可以大幅度降低仿制药物的研发成本并加速仿制药的上市。FDA新任局长Gottlieb博士说在美国几乎100%上市的创新药物都使用过计算机模拟仿真技术，除了加快研发，降低要价的作用，还能够弥补现有研发人员的经验不足，因为里面电脑模拟程序里面是集成了很多研究人员的经验，比如定量化的预测药物在体内的溶解速度，吸收速度等。原来都是需要有十几年经验的研发人员才能估计出一个大概；但是现在软件推广，一个新手也可以直接计算出来一个准确的吸收数值。对于中国的仿制药研发科学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的仿制药生物等效性实验成本，在整个研发成本占比超过一半，有的甚至到2/3。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生物等效性实验给豁免了，就节约了更多费用，药自然就便宜了。美国进展还是比较快的，即使现在还不能实现大规模仿制药的生物等效性豁免，但是可以使用该技术提前排除很多研发风险，保证仿制药以最高的效率研发。我这边一直盯着美国最新的技术发展进度，我们跟它基本同步，我开发了国内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虚拟生物等效性仿真平台，并拥有相关专利。效果很明显，我们仿制药研发周期从15、16个月降到12个月以下，并且提高了生物等效性一次通过率，成本也大大降低。我们去年开展的所有生物等效性试验都没有做预实验，直接进入正式试验。我现在这个21人的团队，去年递交给FDA7个仿制药申请。今年开始陆续获批，其中两个已经被批准了。

与印度人竞争，除了提高研发效率，还要尽量开发复杂制剂，才能减少竞争对手。人福今年就有两个比较复杂的缓控释产品在美国获批。

这几年，中国和印度的制药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体来说我们在原料药生产上绝对不输印度，这方面在全世界我们都很强，因为初级的化工品几乎都在中国生产，因为越是大宗的化工品，它跟一个国家基础建设紧密相关，需要大量用电，便利的物流。这一点印度无法和中国比。不过，一个产品一旦跟大宗相关也就意味着是大路货，附加值低，中国原料药企业的利润不高。但是制药行业的利润集中在成品的尾端产品上。所以原来仿制药的主要利润都在成品药，原料药不赚钱或者赚得很微薄，因为原料药是按吨或者公斤走量，而成品制剂是按照一粒药丸多少毫克来卖，后面加工之后，附加值自然增高，利润都集中在最后一个环节，所以整个产业链上印度人吃大头。

但是中国政府近几年加强环保治理之后，江浙一带很多原料药厂关停，造成原料药供应紧张，价格飞涨。同时，美国也在控药价，特朗普上台之后对药价打压很厉害，使得成品药价不能跟着原料涨价而涨价。后期在控价，前端在涨价，仿制药成品的利润空间就被摊薄了。相应的，竞争也越来越白热化。

这几年，有些中国制药公司在研发上舍得投入，硬件没有任何问题，很多公司的生产设备都是全球最知名的公司生产的，但是对应的软件却很薄弱，这限制了我们的研发效率。譬如美国产的一种分析设备，由于每次检测结果都要计算，但国内是用手工计算然后验证，过程很繁琐，在美国是直接把计算过程在软件里面写好，验证一次，以后直接打报告，这就不需要重复验证，效率高很多。

本文来源于GMP行业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