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抗病毒研究的历史上,充满了诸多传奇;今天,人类迎来了抗病毒免疫研究的新时代,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舒红兵和他的同道们正在这个领域书写新的篇章。
2011年12月,44岁的舒红兵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全国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最年轻的院士。一个来自重庆荣昌县偏僻乡村的山里娃,勇于进入生命科学的前沿阵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细胞凋亡与抗病毒反应的信号转导研究”中,舒红兵等发现了新基因,并系统性研究了它们在细胞凋亡和抗病毒免疫反应中的调节作用,为人类理解由病毒感染所引起的各种疾病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这一成果获201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这只是舒红兵在抗病毒免疫研究领域取得的诸多成果之一。选择抗病毒免疫研究,与他从小的经历不无关系。9岁丧母,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巨大的创痛,也让他萌发了探求生命奥秘的强烈愿望。自进入兰州大学生物系动物学专业,到美国Emory(爱默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一步一步开始寻找人类抵抗疾病的崭新途径。
舒红兵注重做基础性研究,坚持从源头创新,筛选新分子,发现新机制,揭示新规律,解决生命科学中的重大问题。以他在美国发现的一个免疫分子为靶标,一家公司已经研发出了药品,用于红斑狼疮的治疗。他说,基础性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此,从理论源头创新,发现新的分子,为疫苗、药物研制提供新的靶标。“虽然我们做的只是很小一步,但那一步可能构成了人类最终征服某类疾病的一环。”
病毒感染对人类健康构成巨大威胁。艾滋病、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给生命健康蒙上一层阴影。目前,国家资助项目主要集中于对病毒本身的基因变异、传播、抗药和致病机理等方面的研究,对宿主细胞和机体抗病毒感染的机理关注较少。
舒红兵认为,在这一重要科学问题的研究中,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应该有所作为。于是,他带领团队瞄准了生命科学领域国际前沿的课题:在病原微生物感染后,宿主细胞和机体如何启动清除病原微生物的炎症反应和天然免疫。
2008年9月,舒红兵研究组用功能克隆的方法,发现了一个新的抗病毒天然免疫信号转导的重要接头蛋白MITA,填补了病毒核酸信号转导的空白。“仅是在筛选基因这部分工作上,我们就花了一年时间。”2010级博士生雷曹琦说。这项最新研究成果为了解如何调控抗病毒天然免疫反应提供了新线索。
尽管他在美国一待就是10多年,却并未加入美国国籍。他告诉自己,总有一天要回到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报答党和国家以及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2005年,舒红兵应聘成为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他把对科研的无限热爱和严谨勤奋的治学态度带给了他的团队。
郭德银教授说,虽然院长事务繁多,但舒红兵始终没有放弃科研工作,一有时间就泡在实验室里。副教授刘江东更有感触,“他坚持给本科生上课,课堂中把科研中的前沿问题与知识点结合起来,采取设问、互动的教学方式,引起学生们对生物领域的好奇。对我们青年教师教学也很有启发。”
舒红兵有时也亲自带领学生进行实验操作。有一次要做一个同位素实验,但几天后却未收到学生关于实验的任何反馈。舒红兵明白,学生们对同位素的放射性有畏惧心理。于是,他带领学生一起走进同位素实验室,亲自示范同位素实验的操作,不到两天就完成实验。他的言传身教让学生们明白,只要防护得当,仔细操作,同位素也没什么可怕。
作为首席科学家,他主持了武汉大学理科第一个973项目,发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武汉大学影响因子最高的3篇研究论文,在国际刊物上共发表SCI论文70余篇,论文被同行广泛引用。他以第一完成人的身份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并将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首届杰出成就奖收入囊中。
目前,舒红兵主要研究人体细胞抵抗病毒感染的机制。他表示,希望对这些机制的了解,有助于新型抗病毒疫苗和药物的开发,对病毒感染疾病的防治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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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固体制剂作为临床应用非常广泛的剂型之一,其传统生产模式存在产尘量大、生产暴露环节众多以及工序复杂等特点。因此,在生产 OEB4-5 级标准的口服固体制剂时,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本文从车间建设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针对高毒性或高活性等固体制剂生产所需采取的技术手段与措施。
作者:卞强、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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