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年10月,仿佛终于有点走出底部的迹象——港股创新药指数涨幅超过20%,Wind创新药指数(8841049.WI)涨7%。但对比回调60-80%的幅度,是否真的走到了V字型的上升曲线中,还是仅仅是又一波震荡?创新药刀刀见血、千亿估值灰飞烟灭的震荡调整是否已经彻底结束?
同写意新药英才俱乐部创始理事长、免疫学家、创新药投资人朱迅,在创新药最繁盛时,在从业者自信心最爆棚的时刻,一直是那个不受欢迎的“唱衰”者。但当衰落真的来临,持续至大家几乎丧失信心时,这一次,他却罕见地下结论:“淘汰不称职的参与者,挤出过度的泡沫,创新药在蓄势下一波机会。”
他的乐观在于,不管创新药现在处于V型底还是U型底,它永远不会像一条斜线一样消失:人类对健康的追求永无止境,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球多数国家,特别是我国未来对健康领域投入的GDP的占比会有增无减,而保障健康的医药产品是为数不多的无法用钱满足的刚性需求。
但利空出尽的下一步,一定会是轻装上阵的高增长吗?朱迅却又给出了一个悲观的预测。
全球创新药的天花板正在被压低,动辄每年几十亿,上百亿美元销售额的重磅炸弹出现,后来者居上的故事会越来越少。而全球创新药主要买单者的美国市场,在今年8月16日,拜登签署《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RA),首次赋予美国医保直接与药企进行谈判的权利,对拒绝谈判药企开征95%的惩罚性税项等,又给创新药的支付环境带来一定的不确定。
创新药,仿佛不再是很多人眼中曾经那条充满希望的、只要参与努力就可以摘取低垂果实的又长又厚的雪坡,而成为一条只适合少数人攀登的悬崖。
“me-too、fast follow、biosimilar、license-in大中华区权利”,这些在中国创新药历史上曾经夹杂着泡沫的闪光的名词,将成为悬崖下的空谷回音。
但当创新药的短期未来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中国在过去十年已经积累了有关创新的一系列人才、技术的储备。朱迅在看到“此路不通”的时候,用另一种逻辑看到了一扇窗:未来8-10年,中国生物医药的主旋律是药品的中国消费及中国制造;中国医药行业学习及追赶的对象不是高大上的美国,而是创新药已逐步进入美国的日本,是仿制药大国印度。而美国的角色,将由中国创新药企出海攻占的目标,变为可以提供另一种服务的大市场。在他看来,这种思路的转变,不是消极的退路,或许是中国创新药在十年后真正爆发前的蓄力和蛰伏。
朱迅眼中的中国制造,是眼下创新药寒冬中生物制药界的新的雪坡,而雪坡的顶部,在未来或许能抵达中国创新药未来的新的果实。
-01-
被压低的创新药天花板
深蓝观:第一次采访你的起因是2021年7月2日CDE发布的公开征求《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意见的通知。当时在业界影响很大,意味着从顶层设计方面,提高了肿瘤药的门槛。今年11月08日,CDE又发布了关于公开征求《新药获益-风险评估技术指导原则》意见的通知,这是去年政策的延续吗?
朱迅:我认为这个文件的张力比去年要大。文件没有专提肿瘤药,实际上代表着所有药——更加明确并扩大范围: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应该是所有药。意味着今后单纯的me-too类药机会越来越少了。
其实,早在2020年发布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里就提出,创新药的临床试验要考虑临床价值。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中国医药行业法律建设方面的一些问题。从立法、执法、司法、到发自内心的守法,这条路真的很长,中国现在第一步走得都不完全。
深蓝观:感觉即使不出最新的指导原则,资本市场也开始去泡沫化,开始转向了。
朱迅:确实如此。但尽管如此,实际情况体现的转变还不够。现在受影响的主要还是biosimilar和me-too药,下一步可能影响海外还没批的或海外刚刚批的我们已经fast follow的创新药。
深蓝观:中国创新药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GDP投入的不够,或者是还需要再投,而是这个水怎么流到创新药这里?
朱迅:需要一个过程,当总的体量投入不够的时候不可能有更多的资金流进来,因为医保会穿底。GDP之中healthcare占比伴随着国家富裕程度的增加会持续增加,发达国家极少要低于10%的,大部分都是12%以上。美国2021年已经在20%左右,中国大概是在6-7%之间;除GDP占比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均在healthcare领域的费用是多少?中国大概是600多美元,美国是11600多美元,这个差别是太大了,意味着我们还有空间。中国的GDP在未来十年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番,中国人均用于healthcare的费用,也有望增加几倍。
中国不可能把医保的钱都流到创新药去,如果流到创新药的话,创新药也得打很大的折扣,这样才有一个基本的支撑。 除了长期看好的大趋势外,还有三个因素影响创新药的短期走势。周期性、波动性和偶然性。
深蓝观:创新药发展的速度会比大趋势向上的速度更快些吗?
朱迅:不会。全球创新药60年,每年获批新药的数目并没有爆发性加快。真正可能实现加速度的是罕见病领域,但它对整个医药市场的影响偏小。
最近药渡总结了一些数据,创新药这个领域,获批的品种不会分别增多,重磅炸弹未来会越来越少。药渡把1996年-2021年全球的创新药整理了一下,发现2010年~2020年间销售额累计超过200亿美元的药物,加在一起不到80个,最终超过500亿美元的不到20个。
深蓝观:ADC药物、细胞治疗、基因治疗、溶瘤病毒等新药研发的技术路径越来越多,为什么你认为“大药”再难出现呢?
朱迅:能否出现“现象级的大药”,最重要的因素是适应症人群及价格。我粗略看了一下历史上产生重磅药品的疾病领域,20年前主要在大适应症领域,包括降糖、降脂、降压、降胃酸、降血液粘稠度、抗菌素等;药渡盘点了1996-2021年全球批准上市的药物,发现2001-2021年累计销售额大于500亿美元的药物共13个,集中产生于自身免疫性基本及抗肿瘤领域,其关键因素是刚性的未满足临床需求及高定价。也就是说,目前自身免疫性疾病及抗肿瘤领域容易出大药,其他领域有些困难。
药渡还有另一个数据,2020年销售额大于40亿美元药物中,有13/28个上市超过10年,仅有3个药物是五年内上市的,意味着市面上的药已经解决了一些基本问题,地位难以替代。
不仅如此,过往的畅销药变成generic(仿制药)、biosimilar,在全球都在不断降价通道中。我十多年前就说过,对于大多数药物来说,90分的新药由于价格昂贵很难与80分的低价仿制药竞争,后来者既要在疗效上超越前者,价格的话又不能贵,难度很大,特别是在我国。
深蓝观:那也只是增加难度,创新药天花板的压低从何说起?
朱迅:创新药发展前景要看美国的动向。美国制药市场增长最大的动力是药价,2008-2021年,美国药品上市价格中位数涨幅近90倍,药品的价格中位数涨幅高达115.5倍。美国通过高定价,对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创新给予令人心动的补偿,鼓励众多的人才和资本纷纷入场,促进了创新药的持续发展。
这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8月16日,拜登签署《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RA),其中涉及医药的条款对美国药价体系产生强烈冲击——设定民众自付费的上限,首次赋予美国医保直接与药企进行谈判的权利,对拒绝谈判药企开征95%的惩罚性税项等。
美国制造商协会认为,降价会阻止救命药进入市场,药品价格每下降10%,企业投入研发经费就会相应减少17%。PhRMA在一份报告中提到,到2032年,IRA法案可能会使药商的收入减少4500亿美元。
我认为影响范围不只是美国,而是全世界。美国是目前全球第一大药品市场,全球的创新药实际是由美国医保为主在买单。如果接下来美国医保通过付费端削减或者放缓为创新药买单,这将影响对创新药领域投资的积极性。另外,老龄化及治疗水平提高均对药物提出更高的要求,未来新药开发面对的大都是疑难杂症,发病机理十分复杂,且大部分至今没有明确答案,新药研发成功需要更大的花费,承担更大的风险。这些将给全球创新药的创业及投资带来负面影响,让创新药的预期回报变得悲观。
深蓝观:在拜登法案之前,感觉创新药出海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朱迅:现在的逻辑是不可能的,创新药出海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根本原因在于价值观的不一致。为什么罕见病药在西方国家受重视?他们对非优势人群的关照远远超出我们。罕见病药批的时候,不仅看科学家和临床医生的意见,患者的意见也要考虑。下一步创新药想要进入美国,一定要对美国在健康领域的价值观,美国的法律体系,做深刻地了解。
-02-
药品中国制造的机会来了
深蓝观:创新药的悲观论调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会不会没有未来了?
朱迅:我从没说创新药没有未来。
今年,中国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是600多美元,十几年后有望增加2-4倍。我认为,其中1/3的资金将流向医药产品,其中创新药会分得更多,其中未来在市场份额占大头的应该是还在研发路上的新产品。
还有一个趋势。目前在医保支付池子中占比最大的仍然是2017年以前获批的老药,创新药占比12%-15%。未来十年,随着老品种降价、销售额大幅下降,新药的渗透率增加,两者在医保支付池子中的比例将发生变化。我认为,医保池子会转移出1000亿美元的市场,给2017年以后获批的国产新药、进口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
创新药从这两种趋势获得的年增长不会很多,如果累计多年会达到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深蓝观:创新药良性调整的十年,中国医药行业只能沉寂和等待吗?
朱迅:中国医药的未来十年,虽然不是创新药的主场,但将上演中国消费、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三部曲。中国消费、中国制造的主角是仿制药、me-too、biosimilar、fast follow类药;中国创造的主角是满足未满足临床需求的原研新药。在实现大规模的药品中国创造之前,中国医药行业的主旋律是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
药品领域的中国消费起步比较晚。2015年药品一致性评价开展后,中国仿制药技术标准才和国际接轨,有了真正的仿制药。后续只要有足够的药品消费人群,企业将有更多动力改进药品的生产、制造,让生产工艺更合理、生产成本更低、生产质量更高。到时候中国制造一定会在国际药品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是重要的一席。
深蓝观:如果创新药在美国也面临天花板,那中国制造走出去岂不是也面临天花板?
朱迅:美国生物类似药领域将从明年正式起步,届时全球的生物类似药领域将迎来一轮增长期,中国的机会就来了。
以安维汀(贝伐珠单抗注射液)为例,现在齐鲁药业和博安生物的类似药已经上市了。伴随着贝伐珠单抗注射液的渗透率增加,我认为它未来3-5年的使用量会达到目前使用量的十倍,但销售额不会有大幅的增长,因为价格会下降。这意味着生产贝伐珠单抗注射液所用的抗体蛋白克数会增加十倍甚至更多,而抗体蛋白的生产是刚性成本。在大幅度提高产量的同时还要大幅度的降低生产成本,谁能做到谁将获得机会。
大规模生产制造亚洲具有优势,亚洲最有机会的国家就是中国。越南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还不是竞争对手,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的产业主要是服装鞋帽,它们背后的老板还都是中国人。
深蓝观:9月12日,拜登签署了一项关于促进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创新的行政命令,引用医药制造业回流,会成为药品中国制造的阻碍吗?
朱迅:我认为它在近期造成的影响是市场恐慌心理。从底层逻辑来分析,这项行政命令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制药业回美国,但是回流之后,反而会凸显中国制造的高效。
现在所有回流美国的产业,只要涉及到大规模制造和服务,都会面临巨大挑战。医药制造也会如此。中国CRO企业一天恨不得工作12-15个小时,美国制造企业一天能工作6个小时就不错了。
就拿罗氏的单抗“三剑客”来说,这三款单抗在美国售价一万多人民币,在中国售价1000人民币。如果罗氏在美国生产,拿到中国市场销售,划不来。
所以说,不仅医药制造难以回流美国,MNC下一步还需要做好其产品中国市场本土化的问题,特别是成本刚性的biosimilar、GCT类药等。这就像早期在电器行业的中外合资,品牌是索尼、松下,但生产制造多在在大陆本土完成的。
在制药领域要借助美国,借助美国主导的技术、科学和品种提升我们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也要借助美国的市场,让中国制造走出去。
-03-
中国药企的得失
深蓝观:你在上次采访中提到,biotech最理想路径是转身和升华。现在底层逻辑已经发生变化,多的是快活不下去的biotech,它们如何自救呢?
朱迅:首先要明确biotech在me-too,biosimilar,fast follow类药上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biotech可以继续推进有临床价值的产品线,但一定找到合作者。MNC是一个好的选择,但并不是唯一的选择。由于MNC对品种选择非常苛刻,大量in-license的早中期品种会在临床II、III期,大多数biotech只能拿到入门费。
更好的选择是与本土传统医药企业合作,但不要指望卖出特别高的价格。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人接盘,愿意共同承担未来的投入和风险,就值得交给他去做。
这些事国内众多的Startup 的biotech做可以,但百济神州做不可以。
深蓝观:百济神州为什么不可以?
朱迅:百济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全球化的Bio Pharma公司,其他biotech不一样。如果把最好的青苗都卖了,百济什么时候能长起来?
百济已经从资本市场拿到四百多亿,用钱砸也要砸出来产品,否则难以向投资人交代。毕竟,这笔钱足够去收购一个成型的海外biotech,可能销售额和市场份额都比百济强。
深蓝观:也就是说市场对于百济的要求是进入美国市场,甚至以美国市场为主,百济现在的产品线能够支撑市场期待吗?
朱迅:有点悬。
百济的PD-1替雷力珠单抗属于me-too药,PD-1想进入美国市场是比较困难的,主要市场都是国内,面临后来竞争者的围攻,这两款药的后续空间有限。
两个me-too药中,PARP抑制剂机会不太多,比较有价值的是BTK抑制剂泽布替尼。
BTK抑制剂在国际上属于大药,但艾伯维/强生的伊布替尼太强势了,年销售额近百亿美元,百济我估计今年能卖4-5亿美元。如果泽布替尼的市场份额占不到20%,实际上在BTK领域的地位还是不够。10月份的时候,百济宣布泽布替尼全球三期头对头研究达到PFS优效性,看这一部分能不能得到市场认可吧。
尽管从国内来看,泽布替尼的销量已经不错了,但是百济一年的销售及运营成本远超过其收入。百济的销售人员由几百人变成了几千人,其研发还在持续投入,到今年年底,我估计百济的累计未弥补亏损将超过400亿元。按照这个销售额及状态,百济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从成本中心变成利润中心?
百济另外几个in license大中华区权利的产品基本都很难有比较好的市场表现,而后续在研产品的价值,我个人认为可能还不如前面上市的几个产品。
深蓝观:百济虽然一直亏损,但还是不断上市、融资,药企“烧钱式研发”是可以被理解的吗?
朱迅:海外的创新药企确实也烧钱,但你看那些已经成功的Bio Pharma,在产品商业化后大多都不再靠融资续命。安进凭借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和重组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起家后,很早就有了利润,才有资本通过收购一路发展壮大。而全球排名前20位的MNC,哪家巨额的研发投入不是依靠自己产品的销售利润来支持的。当然,安进等MNC获得巨额利润的前提是美国医药高定价促成的,而百济如果仅依赖国内市场是不具备这种条件的。
深蓝观:传统制药里的“一哥”恒瑞是否也有自己的误区?
朱迅:过去的恒瑞误判了自己的定位。恒瑞药品临床试验登记数将近450个,数目超过多个省的临床试验登记数,其中抗体药物有15个,ADC领域也有10来个,但几乎很难有进入美国市场的潜力。我再次强调,想做好创新药,是不能忽视美国市场的。
如果没有这些biotech,恒瑞挺牛的。恒瑞是用自己的利润进行产品研发,它的每一个品种都有一堆biotech在后面追赶。换句话来说,恒瑞以一己之力,与一众18A和科创板的biotech竞争。这就是我说的的错位:恒瑞是中国医药的航空母舰,应该通过合作的方式去配备导弹、舰载机、护卫舰;而我们众多的biotech只有制造导弹的基础,非要跨越发展成航母,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一定要认识你自己,知道自己是谁。
深蓝观:你觉得这些传统制药企业中,谁最认得清自己?
朱迅:我感觉是正大天晴,它专注做仿制药,其他产品都通过合作来进行。恒瑞这一段已经在做出改变,我认为恒瑞有机会快速转身,毕竟它还是一哥。在me-too、biosimilar、fast follow类药领域,biotech机会很少了,但是传统制药企业一定要做。
-04-
批判者的价值
深蓝观:那创新药在中国已经不是雪坡了?
朱迅:它从来都是悬崖。2020年6月份,我就预测到了创新药的十种死法。第一种是自然死,进入临床实验的,90%以上都会自然死掉。第二种死法,是挤死。中国的绝大部分除了自然死以外,大部分都是me-too类,自然死没那么容易,会被批下来,但是中国批十个,批下来的,最后商业化阶段,竞争这么大,不挤死吗?
还有见光死,药不批的话呢,公司看上去挺有希望,批了之后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儿了,马上没有未来。
然后是意外死。如果海外的领先产品失败了,后续跟着做的也一定死。
另外,还有许多是撑死的,哪个领域都做,哪个领域的人、财、物投入都不够,正所谓“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剩下的还有蠢死的、笨死的、累死的等等。
深蓝观:我们聊得更多是企业不能做什么,企业是如何死的,那批判者如何创造价值?
朱迅:说我是批判者也行。至少现在帮很多人省钱了。我认为,只有避免了死路,才会有活路;企业只有省钱了,才有机会赚钱。
而且我不是没有解决方案,前提是我要深入地了解一家公司的位置和目标。它需要基于产销思考公司战略活路,基于产品思考公司战略出路,还是基于产业思考公司战略思路。
否则我不知道哪一个方向合适它,究竟是仿、创、买还是合作?每一个大方向还会细分出更多的路径。目前绝大部分的公司只考虑活路及出路,真正基于产业思考公司战略思路的还不多。
深蓝观:从我们上次采访到现在,行业内有发生一些变化吗?
朱迅:俗话说“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但环境变的令你无法再装睡时,你也不得不醒来。以前无论我怎么讲也叫不醒一批医药人,现在医药企业的处境要么是零下40度,要么零上40度,他们没办法再睡了。这批人醒来后,可能会陷入迷茫,因为他们想改变,但脑袋里的理念和逻辑还是原来的。
深蓝观:现在醒了的人会考虑关注中国制造?
朱迅:20多年前富士康成立的时候,很少有人认为是在做对的事,但是现在富士康是什么概念?要看清楚这个趋势,寻找一个长长的雪坡,就是未来这个市场要足够大,拓展的面儿要足够宽,同时它又是一个坡,并不是谁都能进。要么需要人才,要么需要资本,要么需要整个的管理。想要进去的人,要认清你能拿出什么。长的雪坡就可能让一个小雪球滚一段时间之后推到坡上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巨无霸的雪球。
未来几年,创新BLA获批数量不会大幅增加,超级重磅品种产生机率下降。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全球Biosimilar市场将得到飞速发展,中国制造将迎来历史性的机遇。中国消费、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三部曲将同时展开,但中国制造将成为其中的重头戏。由于Biosimilar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基本相同,使用的培养基和纯化介质等耗材也大同小异,特别适合大规模生产。这将在国内催生类似芯片代工行业台积电或者手机代工富士康这样的Biosimilar 生产的“CDMO巨无霸”。
未来10年,药品中国消费将持续增长,新药及生物药的国内销售额占比接近市场总量的50%,中国与全球畅销药对比一致性超过50%;国内仿制药的利润空间将进一步被挤压,国内制药企业药品国际化将快速发展,其中API全球占比达到20-30%,制剂中国制造达到10-20%,Biosimilar生产量将占全球20%以上份额。
来源:深蓝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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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固体制剂作为临床应用非常广泛的剂型之一,其传统生产模式存在产尘量大、生产暴露环节众多以及工序复杂等特点。因此,在生产 OEB4-5 级标准的口服固体制剂时,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本文从车间建设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针对高毒性或高活性等固体制剂生产所需采取的技术手段与措施。
作者:卞强、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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