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拿到一系列的多肽候选药物的化学结构时,发现有一组(cohort)多肽分子中都含有一个赖氨酸的类似物,1,4-二氨基丁酸(Dab)或1,3-二氨基丙酸(Dap),内心顿时产生了不好的第一感觉。Dab和Dap都属于赖氨酸的类似物,同属这个组群的还包括鸟氨酸ornithine,它们都是侧链带有氨基的三官能团氨基酸(包括主链的氨基与羧基),不同点在于侧链亚甲基的数量。赖氨酸有四个亚甲基,分别称为β,γ,δ,ε碳(主链的碳为α碳),亚甲基数量按照赖氨酸,鸟氨酸,Dab, Dap的顺序依次减少(图1)。
图1. 赖氨酸,鸟氨酸,Dab和Dap化学结构
在这四种氨基酸类似物中,只有赖氨酸属于proteinogenic 氨基酸(蛋白氨基酸),鸟氨酸,Dab和Dap都属于non-proteinogenic 氨基酸。需要指出的是,proteinogenic氨基酸指的是那些在翻译期间被生物合成并入蛋白质的α-氨基酸。所谓的proteinogenic,指的是“蛋白质形成”。在已知生命体中,有22种蛋白质氨基酸,其中20种在标准遗传密码中,另外两种(硒半胱氨酸selenocystein和吡咯赖氨酸pyrrolysine)通过特殊的翻译机制引入。“非蛋白质氨基酸”并不是不存在于自然界的氨基酸,只是不通过翻译过程引入蛋白的氨基酸。例如D-氨基酸,它们都不属于蛋白质氨基酸,但在自然界中有存在。一些在自然界中出现的非蛋白氨基酸通过非核糖体肽合成酶(non-ribosomal peptide synthetases)合成,并整合到非核糖体肽(nonribosomal peptides)中。鸟氨酸,Dab和Dap都属于自然界中存在的非蛋白质氨基酸。
自然界经过了漫长的进化过程选择了这22种蛋白质氨基酸(其中的20种加硒半胱氨酸为真核生物蛋白质氨基酸)是有着非常复杂的机制的,其中关键的一点在于它们可被核酶自动氨基酰化系统识别,从而由tRNA携带并被生物体在翻译过程种组装为蛋白质。
除了这个最基本的识别机制之外,某些氨基酸,例如鸟氨酸与高丝氨酸,它们自身的化学结构特征决定了它们的不稳定性。自然界在生物学功能的基础上,注定会选择那些具有更高稳定性的化合物作为合成生物体的原料,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赖氨酸被选择,而鸟氨酸, Dab和Dap这样缺少了一些亚氨基的类似物,只得作为非蛋白质氨基酸,在post-translation的过程种被整合到生物体内的原因。
之所以看见Dab和Dab在多肽药物结构种会产生一种不祥的第一感觉,正是与这些赖氨酸类似物不被自然界选择为蛋白质氨基酸相关联的。如同鸟氨酸一样,Dab和Dap都会介导酰基N-N转移降解。Dab侧链的Nγ 氨基(因连接在γ碳上,故名)与Dap侧链的Nβ都可以亲核进攻主链肽键(酰胺键)。Dab可以按照两种路线进行降解,路线A是Dab的Nγ 氨基亲核进攻C端氨基酸的肽键,形成一个五元环中间体,之后可以引发主链肽键断裂,形成两个多肽片段;路线B中,Dab的Nγ 氨基亲核进攻N端肽键,形成一个六元环中间体,再异构化为iso Dab异构体1。与Dab不同的是,Dap的Nβ只进攻它N端氨基酸肽键,因为进攻C端肽键,需要形成一个四元环中间体,这在化学反应热动力学上是不占优势的,这个过程的结果为iso-Dap异构物2的形成(图2)。鸟氨酸ornithine会产生类似于Dab路线A的酰基转移降解而导致主链断裂,只不过它形成的中间体为六元环(因为鸟氨酸比Dab多一个侧链亚甲基)。这个酰基转移反应无疑为含有鸟氨酸,Dab或Dap的多肽稳定性带来潜在隐患。这或许就是自然界选择了赖氨酸而非鸟氨酸,Dab,Dap为蛋白质氨基酸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2. Dab和Dap介导的酰基N-N迁移降解。
实际上,FDA批准的多肽类药物中,没有任何一款含有Dab或者Dap结构,包含鸟氨酸结构的也只有atosiban和Orinithine vasopressin两个。
回到项目中,药物设计者称,没有发现多肽分子的降解。这个多肽的结构有些特殊,D-Dab是连接在多肽分子中另一个L-Dab残基的侧链,而且这个侧链D-Dab在通过其Nγ 氨基与另外一条多肽连接,D-Dab单元在多肽分子中充当了linker的作用。在这个结构中,只能发生异构化的降解(由3异构化为4),而不会出现主链肽键断裂的情况(图3)。在面对“没有发现降解情况“的回答是,我总会追问,”如果发生了降解,你的分析手段一定能够检测到吗?“如果不能确定这一点,”没有发现降解“就可能成为一种把头埋在沙子里面的自欺欺人的做法。
图3. D-Dab多肽的异构化降解。
按照我的要求,研究人员首先合成了降解异构体4。使用当时的分析手段发现,4与3 在RP-HPLC中共洗脱,因此“没有发现降解“就成为一种无效的说辞。接下来,研究人员利用3和4两个参照物,开发出了能过够实现基线分离的RP-HPLC方法,以此方法作为分析手段,检测多肽3的稳定性。这种有的放矢的分析手段发现,多肽3在pH 4.5的条件下发生了明显的异构化降解,在研究时间内发生了50%的异构化,而这个比例在pH 6.4的环境中进一步加大。这个稳定性实验充分证明了多肽3的不稳定性。之所以异构体4的比例高于3,可能是因为异构体4的稳定性更强,这是一个热力学控制的过程。
这个项目因为工艺化学家的“干涉“而及时亮起红灯,如果没有这个稳定性的发现,制药公司可能会选取错误的分子作为药物candidate,对之后的临床试验造成相当的混乱。因此预测药物稳定性,尤其是异构化稳定性,对于项目的命运来说非常重要。药物分子设计部门的领导从美国来到欧洲,对我的”慧眼“表示了感激,这也是对我的多肽药物稳定性预测给予的充分肯定。
最后还是想要强调一点,预测药物稳定性,尤其是异构化的稳定性,一定要首先确保使用的分析手段能够检测降解物,这需要合成异构体降解物,开发分析手段,然后再进行稳定性测试。另外要说的一点是,Dab虽然可能导致多肽的稳定性问题,但它仍然是存在于自然界多肽中的,比如抗生素多肽polymixin (多黏菌素),其家族成员colistin和多黏菌素B多肽中都含有很多L和D-构型的Dab残基,它们带的正电荷对于多黏菌素破坏细菌的细胞膜,治疗革兰阴性细菌的感染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在抗菌肽的分子设计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对于含有Dab或者Dap结构的多肽,一定要首先确定它们的化学稳定性。
图4. 多黏菌素多肽colistin (左) 和 多黏菌素B (B1: R=H, B2: R=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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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RNA疗法及其在疾病治疗中的潜力备受关注,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微小RNA(microRNA)领域的研究更是将这一热度推向高峰。在新药研发蓬勃发展的今天,小核酸药物被视为继小分子药和抗体药之后的“第三次制药浪潮”的关键力量。
作者:崔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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