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1月10日,Arvinas首席执行官John Houston博士将在第十届药明康德全球论坛上携手多位重磅嘉宾,探讨PROTAC等创新分子类型将如何带来颠覆性的疗法,造福全球病患。点击文末“阅读原文/Read More”即可申请观看直播。今天,我们则将结合《自然-生物技术》上周发表的一篇最新文章,谈一谈PROTAC等蛋白降解技术在未来的机遇和挑战。
从诺奖技术到创新疗法
以PROTAC为代表的蛋白降解技术,使用的是细胞内天然的“回收系统”。具体来说,这套系统叫做“泛素介导的蛋白降解系统”,指细胞将不需要的蛋白打上“泛素”标签,然后将它们送到细胞内的蛋白酶体处进行降解。降解后的产物,则能被细胞重新利用。2004年,发现这一系统的三名科学家也荣获诺贝尔化学奖。
有趣的是,当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新闻稿里颇有前瞻性地指出,基于这一系统开发的药物有望摧毁不想要的蛋白,从而治疗多种疾病。这恰是PROTAC等蛋白降解技术的理论依据。以PROTAC技术为例,新药研发人员会设计一类具有双特异性的分子,一端结合想要摧毁的致病蛋白,另一端则结合在蛋白降解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E3连接酶,两者通过一个连接子相连。理论上,这种新型的分子能把E3连接酶“拉到”目标致病蛋白附近,并给它们加上泛素,促使细胞降解掉这些蛋白,治疗疾病。
2001年,耶鲁大学的Craig Crews教授与加州理工学院的Ray Deshaies教授联手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他们设计出了首个具有功能性的PROTAC分子,并成功对目标蛋白进行降解,完成概念验证。然而这个分子用于结合E3连接酶的部分是一种多肽,这极大限制了其应用。
14年后,风云突变。2015年,Crews教授课题组先是连发数篇论文,报道了极具潜力的PROTAC小分子;随即当时还在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的Jay Bradner教授在《科学》杂志发文,介绍了另一种具有选择性的PROTAC分子。这些论文中提到的机制已经在其它药物中得到过验证,因此迅速吸引了新药研发人员们的关注。“整个领域炸开了锅。” Crews教授说道。
在蛋白降解疗法领域取得爆炸式发展的数年前,Crews教授就富有前瞻性地创办了一家名为Arvinas的公司,加速推进这一技术的科学转化。该公司率先进入临床阶段的两款在研疗法,针对的蛋白靶点分别是雄激素受体和雌激素受体。这是两个非常成熟的靶点,只要能进行降解,就能给患者们带来临床上的收益。如今,Arvinas的相应在研疗法已经取得了非常具有前景的临床数据,也让产业对蛋白降解领域充满期待。
PROTAC技术存在的挑战
表面上看起来清晰易懂的作用机理,在实际研发中则没有那么简单。正如所有新兴的技术那样,PROTAC技术也存在一些挑战。这篇《自然-生物技术》的文章指出,能将E3连接酶“拉到”目标蛋白附近,并不确保后者就能被降解。实际情况中,不同分子之间先要形成一个稳定的三元结构,还要确保能顺利进行泛素化。此外,就算蛋白被成功泛素化,也不代表它们就一定能被顺利降解。
▲PROTAC技术的作用机理(图片来源:参考资料[1])
这是因为蛋白降解疗法和传统的蛋白抑制剂有着很大的区别——与目标蛋白的结合亲和力,并不能用来预测其蛋白降解活性。从这点看,要发现PROTAC的新药分子,很大程度上只能凭借新药研发人员们的经验,有着极高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PROTAC分子在研发上存在的另一个挑战,是确保此类药物的口服生物可利用性(orally bioavailable)。美国密西根大学的蛋白降解专家王少萌教授在文章中指出,PROTAC分子的分子量在0.7到1.1 kDa左右,相较传统小分子而言,表面的极性区域更大。这些都会影响到分子的穿透性。而且与小鼠模型相比,这些分子在人类中的口服生物可利用性更低。而小鼠模型无法用来预测人类中的结果,也进一步增加了新药发现的复杂度。
此外,该文章还指出,PROTAC分子开发的一个瓶颈在于对E3连接酶的选择。在人类中,约有600余种不同的E3连接酶。但大部分正在开发口服蛋白降解剂的公司,专注的都是基于cereblon蛋白的E3连接酶系统。一方面,这是因为相关的研究已经比较纯熟,相关的分子更小、更灵活、也更具可成药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它的一些选择总体上更为复杂,容易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目前,这自然是一个可行的开拓性策略。但长远来看,我们还需要找到cereblon之外的作用对象——在某些特定的组织中,可能其它E3连接酶更具活性。
文章中同样提到了PROTAC技术存在的其它一些挑战,比如其能降解的蛋白类型相对比较有限,对于在细胞质侧暴露较少的膜蛋白,可能难以找到结合的位点,也很难给它加上泛素标签。另外,如果一种蛋白具有很多重复序列,或是发生聚合,也会让人难以进行药物的设计。当然,和其它药物分子一样,新药研发人员们还需要限制其潜在毒性和脱靶效应。
PROTAC及其它蛋白降解技术
当然,新药研发人员们也熟知这些挑战,并在试图找到解决方案。因为如果能突破这些瓶颈,无疑将释放出PROTAC更大的潜力。与传统的蛋白抑制剂相比,PROTAC为代表的蛋白降解技术并不只是让目标蛋白失活而已。很多情况下,蛋白除了自己的生化功能,还具有结构上的支架功能。在这一点上,蛋白降解疗法具有独特的优势。而且理论上说,PROTAC等分子在目标蛋白被降解后,还能从蛋白上解离下来,结合更多靶点。因此,其使用的剂量有望更低。当然,在目前的一些临床试验中,PROTAC分子的这一优势还没完全体现,但它有望在未来成为现实。
我们同样需要了解,蛋白降解技术并不只有PROTAC一种。比如这篇文章中提到,目前不少公司正在开发一类叫做“分子胶”的蛋白降解技术。与PROTAC分子不同,分子胶只结合E3连接酶,改变其表面的形状,从而招募目标蛋白,完成蛋白降解。由新基公司带来的来那度胺(lenalidomide)可被视为分子胶的原型,它能启动cereblon蛋白,降解Ikaros和Aiolos两种转录因子,治疗多发性骨髓瘤。
但与传统新药研发不同,分子胶的开发有点“逆流而上”的意思——它很难先选择一个疾病相关的靶点,再进行药物开发。相反,它往往会先对能结合E3连接酶的分子进行筛选,直至取得想要的特性,再用于蛋白数据库的大规模筛选,寻找可以降解的蛋白靶点。
此外,诸如LYTAC、ATTEC、AUTAC等创新蛋白降解技术也正层出不穷。比如今年与礼来公司达成合作的Lycia Therapeutics,其溶酶体靶向嵌合体(LYTAC)蛋白降解技术能将细胞外蛋白送至溶酶体中进行降解。今年完成3000万美元A轮融资的PAQ Therapeutics开发的自噬体绑定化合物(ATTEC)技术能够将靶点底物与自噬体绑定,导致底物降解。而自噬靶向嵌合体(AUTAC)技术则类似PROTAC,通过自噬反应降解目标蛋白。
今年早些时候,《自然》子刊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曾撰文指出,今年年底将有至少15款在研蛋白降解疗法进入临床阶段。从年底往回看,这一领域在今年也的确斩获了诸多进展。
“作为一项新兴技术,PROTAC极大拓宽了未来人类进行药物开发在靶点选择上的可能性,”药明康德高级副总裁、药物研发国际服务部负责人郭涛博士曾在今年7月表示,“从2016年这一技术刚刚起步之时,药明康德就开始布局PROTAC相关能力和技术,并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随着近年来对PROTAC了解的逐步深入,公司针对PROTAC分子已搭建了完善的一体化赋能平台,集发现、合成、分析纯化和测试等能力于一体。目前公司HitS事业部正在进一步强化DEL等技术在化合物发现上的优势作用,以帮助更多合作伙伴找到更多优秀的PROTAC分子。”
我们也期待随着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蛋白降解疗法可以取得更多突破性的成就,早日造福广大病患!
本文来源于药明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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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固体制剂作为临床应用非常广泛的剂型之一,其传统生产模式存在产尘量大、生产暴露环节众多以及工序复杂等特点。因此,在生产 OEB4-5 级标准的口服固体制剂时,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本文从车间建设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针对高毒性或高活性等固体制剂生产所需采取的技术手段与措施。
作者:卞强、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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