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亿美元!还只是A轮!还只有一款在研产品!
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回到基本面。
俗话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看背景,Areteia只不过是一家2022年才成立的公司,至今不到两年,由生物技术公司Knopp Biosciences联合私募股权机构Population Health Partners共同创立。
成立当年,美国生物技术资本市场早已进入下行周期,Areteia却上演了一场逆风飞扬。凭借3.5亿美元A轮融资,Areteia便上榜行业媒体Fierce Biotech发布的“2022年全球融资最多Biotech榜单”,成为那一年获投资者最为青睐的公司TOP10之一。而今,再获7500万美元的额外A轮融资。一路走来,Areteia 如此受资本青睐,背后实则离不来其产品和团队的强力加持。
先看产品本身,Areteia仅一款产品——治疗嗜酸性哮喘的右旋普拉克索,正在进行临床III期试验。
不过,右旋普拉克索实则“大有来头”。在交至Areteia手中时,该产品便已走到了后期临床试验阶段,开展较为顺利。故事还得从孵化方Knopp Biosciences说起,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早期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一些弯路也大多趟平了,为Areteia顺利开展右旋普拉克索的临床试验积累了不少经验。
早在2010年,Knopp Biosciences就和渤健合作一起推进右旋普拉克索在渐冻症领域的应用。当2013年渤健宣布III期临床试验失败后,开发者大失所望,认为渤健的试验设置流程有问题,要求对方给出详细的入组患者数据,双方还一度闹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但不管怎么闹,怎么失败,渤健的青睐都给出了这款药的最初估值——2010年BD合作总额就高达 3.45 亿美元。
当然,Knopp Biosciences没有放弃过对右旋普拉克索的信心,一直在想办法找钱,转变适应证,直到发现了其对嗜酸性粒细胞的抑制作用,一切才有了转机。
在Knopp Biosciences手中,右旋普拉克索从立项走到了临床前研究再到2期临床试验。而为了在寒冬中将右旋普拉克索带入最费钱的3期临床,Knopp Biosciences在2022年做了一个思虑周全的决定,与资本联合创建了Areteia,希望能单独融资,并将右旋普拉克索带入后期临床试验。至此,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宣布诞生。
更重要的是,右旋普拉克索所对应的重度嗜酸粒细胞性哮喘市场前景也构成了投资者对Areteia的巨大想象空间。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哮喘患者超过3亿,重度嗜酸粒细胞性哮喘占⽐高达83.8%。
控制重度嗜酸粒细胞性哮喘成为了哮喘治疗的关键点,而对于这一病症,过去的常用疗法亟待改进。
根据资料,该药作用原理类似于IL-5生物制剂,能抑制嗜酸性粒细胞的成熟和释放,降低嗜酸性粒细胞数量,进而改善肺功能。2021年9月,右旋普拉克索在中重度嗜酸性粒细胞性哮喘患者中开展的2期临床试验EXHALE结果表明,口服右旋普拉克索导致的患者嗜酸性粒细胞的计数减少与肺功能改善显著相关。试验达到其主要终点,显示出剂量依赖性的嗜酸性粒细胞减少,与患者支气管扩张剂前FEV1的改善显著相关。
倘若右旋普拉克索能够顺利完成III期临床试验,获批治疗嗜酸性哮喘适应证,则有望成为成为该病的早期治疗手段,并成为嗜酸性粒细胞性哮喘首款获批的口服药物。
Areteia的团队实力同样不容小觑。
Areteia孵化后,虽然Knopp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了行业内,但其Knopp的两位科学家创始人仍然是Areteia的董事,而他们也为Areteia找来了经验丰富的管理和研发人才进行“交接”。
Areteia的首席执行官Jorge Bartolome对于Areteia的发展绝对“对口”。他曾是杨森加拿大公司总裁,还曾在GSK担任呼吸和神经科学业务的高级副总裁兼美国业务部负责人。而Areteia的首席科学官,来自右旋普拉克索最早的研发团队,在进入产业界前,他在监管界和学术界拥有丰富经验,曾在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 (NIAID) 工作了二十多年,担任多项嗜酸性粒细胞相关疾病临床试验的首席研究员,还曾在FDA肺部过敏药物咨询委员会任职。此外,Areteia的首席医学官、首席商务官、供应主管等高管人才都来自GSK、BMS等MNC。
值得一提的还有与Knopp合伙孵化Areteia的私募股权公司Population Health Partners,其投资脚步遍布全球,该机构专注于投资后期项目组建的公司,曾推动8项药物批准。
也就是说,A轮4.5亿元的融资包含了一款市场潜力巨大的临床后期产品+拥有研发与管理能力双重加成的团队+业界知名机构背书。
某种意义上,该决策很像当年雅培实验室将“药王”修美乐装进艾伯维,再挥一挥手让后者单飞上市。艾伯维吃到红利后,股价一飞冲天。如果分别计算雅培和艾伯维的股价上升幅度,甚至跑赢了同期追求“大”的强生,完全可以说是一次共赢。
类似决策的背后,既体现了一个“老父亲”厚重的爱,其实也书写了Biotech在寒冬中的一部自救指南。
如果故事的主角变成孵化Areteia的Knopp,故事同样精彩绝伦。早在孵化前半年,2022年2月,Knopp Biosciences就将公司的主要研发负责人、研发团队以及Kv7钾离子通道靶向平台打包卖给了Biohaven,成为后者研发部门的一份子。
如今从结果来看,Knopp这种平台资产“卖身”,分拆产品单独成立新公司的“裂解”式自救是当时该公司对行业环境的成功预判,也不失为生物技术公司在市场下行周期中自救的可行方式。
几年以前,能够持续输出创新产品、构建产品组合优势的平台型公司所营造的创新泡沫环境一朝被打破,诸多Biotech创始人从Biotech向Biopharma的梦想也终成“天方夜谭”。伴随而来的是大批量生物技术公司裁员、砍管线,甚至最终因现金枯竭走向破产、倒闭。
一位投资人对E药经理人表示,小型Biotech陷入困境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过度关注平台技术,而不是最终可以赚钱的硬临床资产”。
回到Knopp公司身上,作为一家未上市公司,它早早预见到了即将面临的困境:曾经与渤健合作的破裂,让核心产品右旋普拉克索即使找到新出路,手上的现金也难以为继;除了右旋普拉克索,公司开发十余年的潜在best-in-class产品Kv7钾离子通道激活剂KB-3061(BHV-7000)即将步入临床研发,又将是一大笔投入。
同时,Knopp公司其实也已经嗅到了资本寒冬的气息,倘若继续靠自身造血,无论是手中FIC、BIC产品,还是历经十年打造的Kv7平台,或许都将因资源有限拖累进度,甚至极有可能让多年努力“付之东流”,而有了与渤健合作的“前车之鉴”,再通过合作换取现金流,不但受制于人,也恐难以实现在研产品的真正价值。
是实现产品价值,还是实现创业价值?关于这个问题,Knopp选择了前者:团队和平台打包“卖身”并入Biohaven,后期产品右旋普拉克索单独成立新公司,聚焦单一产品。
如今回顾这一决策,有运气成分,也有战略眼光,从结果来看,Knopp或许赢得了这场产品价值与市场环境的对赌。
Biohaven成立于2013年,同样是含着科学的金汤匙诞生,由耶鲁大学的几位教授基于一项神经学新发现和专利联合打造而成,这也就使得Biohaven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聚焦于神经学新药的研发。同时在成立之后,经过多番BD与并购,Biohaven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产品销售额收入,首个商业化产品获批2年就卖出了超5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2022年,Biohaven的CGRP相关资产已经被辉瑞以116亿美元收入麾下。
(来源:Biohaven官网)
这是笔双赢交易。背靠辉瑞的Biohaven也是Knopp的伯乐,时任Biohaven 神经学副总裁的Irfan Qureshi认为Kv7平台与 Biohaven 现有的神经学产品线高度互补,所以保留了Knopp团队成员以及其开发计划。如今,Knopp已经成为Biohaven的离子通道研发部门,并依旧由原首席执行官David Pirman和首席科学官Steven Dworetzky担任部门负责人,BHV-7000也成为Biohaven五大核心产品之一,在2022年顺利进入临床试验,预计于2024年第一季度启动局灶性癫痫的2/3期研究。除了进行癫痫适应证的研究外,还开展了针对重度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和焦虑症等神经精神疾病的开发。
总结来看,Knopp自救经历,其实可以写入一部Biotech寒冬生存指南的一个章节,它向行业证实了一个道理:生物技术公司创业平台不再是唯一追求,“卖身”大药企也不是唯一出路。只要真正心系产品,心系临床价值,“道”正了,合适的“术”自然呼之欲出。
撰稿人 | E药经理人
责任编辑 | 邵丽竹
审核人 | 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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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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