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药”的记忆

       东北第六制药厂（以下简称“六药”）是一家老牌药企，是1955年1月由国营东北制药总厂第六厂划出独立而成，此前该厂经历日伪时期创建、国民党时期没落的阶段。

      伪满禁烟总局工厂(后部分改为满洲医药品生产株式会社)生产盐酸可待因、安替匹林、盐酸吗啡等，产量不大。这个工厂实际上是挂着医药品生产的幌子，大量熬制鸦片膏，大批生产“白面”（海洛因）、吗啡等毒品。它是毒品生产的老窝，是帝国主义以毒品杀人的根据地之一。

     沈阳解放后回到人民怀抱。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4日，东北军区后勤部派佳木斯东北制药厂厂长郑统，孙方琪、苟在朝、曲国祥、刘宾等一批行政、技术干部和部分警卫人员，打起背包，随同解放大军长途跋涉，历尽艰辛，来到沈阳城，接收国民党中央卫生署中央生物化学制药实验处东北制药实验厂总厂及所属五个分厂。这五个分厂是日伪时期的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铁西区北二路），第一制药株式会社（铁西区北三路），田边制药株式会社（铁西区北三路），盐野义药品株式会社（和平区中山路），鹤原制药株式会社（铁西区兴工街）。同时还接收了伪满禁烟总局工厂（大东区上木场凌云街）和伪满洲第八四一部队蹄铁工厂（铁西区重工街）。共接收人员227人。经整编后，这7个工厂分别被命名为第一厂至第六厂，医疗器械厂。原伪满禁烟总局工厂成为东药第六厂。

      “1950年5月，我随产品来到第六厂，进行吗啡的放大生产工作。当时六厂专门生产麻醉药品，如吗啡、可待因、百乐君等。当时沈阳解放不久，还不太安定。附近有黎明机械厂等军工企业和东塔机场，经常有破坏分子捣乱，有的拿铁丝往工厂围墙上的铁丝网上投掷。厂里给包括各班班长等骨干每人发了一支‘中正式’步枪，以防备遇到紧急情况。在生产现场枪不离身，警报一响起，我们就拿枪冲出去。”离休干部、原东药招待所所长、91岁高龄的杜彦荣老人回忆。

      抗美援朝北迁白城县。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东药奉命将六厂麻药向后方黑龙江省白城县迁移，建立东药第五厂。到白城子后，利用当地的粮库进行改造，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建立起了吗啡车间、可待因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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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正在试制一种叫“百乐君”的药剂，毒性特别大。“那时，我的嘴唇、手指甲甚至皮肤都是紫色的。当时规定下班必须脱掉工作服，而且要洗澡。我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试制药品，满足抗美援朝的需要。1952年5月份，我随麻药生产的20多人，从白城子第五厂迁回沈阳的第六厂。当时继续生产百乐君，生产不久就出现问题了。那时，我所在的首步反应岗位，在蒸馏过程中易‘冲锅’，导致管路结晶而堵塞，而拆卸时易致人中毒。这可是个大问题。就连苏联专家来看了，也认定没有技术问题，但‘冲锅’问题仍无法解决。在全厂开展的找窍门竞赛中，我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时我住在厂里的独身宿舍。一天到晚除了吃饭，我就盯在岗位，也曾冒险试验了一次。我改变了对反应物料的蒸馏方法，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问题。不久被授予‘生产先锋队’荣誉称号，第六厂赵磊然厂长亲自送来锦旗并挂到我的岗位上。不久，时任组织部长孙庆文来调研时发现了我的事迹，并向《沈阳日报》投稿被刊发，一时间引起了热议。在下一季度的评比中我还获得了30元奖金，心里感到非常光荣啊。还记得，当时没有统一的工作服，最初是布的，后来发的是三反五反后从资本家手里没收的毛料西服改制的衣服，既厚实又防酸。”杜彦荣老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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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名全国的“磺胺之乡”。“1952年底，我随产品从白城子迁回沈阳，开始在第六厂工作。我先后和一车间磺胺脒、二车间磺胺嘧啶等产品结缘。工作期间，我认识了大我三岁的宋连余，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当时是厂里的一名消防队员，后来当了司机。在1954年9月，我和宋连余结婚了。头一天我（下图右）给在总厂工作的姐姐郭兰珠（下图左）打去电话，告诉她我结婚的消息。姐姐因开会未能参加，但她提前送给我一床被面表示祝福。结婚那天傍晚，厂工会在俱乐部里为我们两对新婚夫妇举行了集体婚礼。所谓婚礼，就是大家聚在一起，领导宣读结婚证书，大家吃了几块喜糖。后来我育有两子两女。六十年代，六药的磺胺脒、磺胺甲基嘧啶等产品开始出口。我在六药一直工作到退休。”今年88岁的郭春珠老人回忆。 

      新诺明是六药于1965年开始试制、1967年投入工业化生产的产品，为国内首创，并成为六药的“拳头产品”。1980年获国家质量金质奖。1984年，获得经贸部出口产品优质荣誉证书，是外贸部门“信得过”产品，并多次荣获沈阳市振兴奖。经美国FDA检查合格，产品科直接销往美国，为换回更多的外汇创造了条件。

     多年来，六药坚持“以技术进步求发展，以产品优质增效益”的治厂方针，积极开发新产品，先后研制出磺胺甲基嘧啶、磺胺五甲氧基嘧啶、磺胺异嘧啶、磺胺甲基异恶唑（新诺明）、周效磺胺、磺胺脒隆、甲氧苄胺嘧啶等磺胺系列产品，成为闻名全国的“磺胺之乡”。

     联办沈阳足球队蜚声四海。1979年，国家体委确定沈阳为重点足球城市之一。八十年代初，沈阳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轰轰烈烈，沈阳的一些企业在全国率先开始探索经济体制改革与体育发展相结合的路子，尝试赞助足球赛事。

     1985年辽宁队启用“东药”队名称，东北制药总厂成为沈阳实行厂队联办的第一家。此后，沈阳市药材公司赞助沈阳市女子足球队组建“沈药队”；东北第六制药厂赞助沈阳足球队，更名“六药队”。“六药”队立刻在引进外教、外援方面做出惊人之举：中国足坛第一个外籍教练俄罗斯人谢尔盖当上了沈阳队的主教练。俄罗斯前锋沙沙和后卫热尼亚也被引进。这在中国足球改革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强强联合”成东药集团核心企业。截至八十年代末，六药形成了主导产品新诺明、增效剂、氨苄青霉素等20多个品种；工业总产值12112万元，实现利润1300万元，共创税1894万元。出口情况，实现8个原料药产品出口，达到493吨，产值2451万元，创汇433万美元。六药有职工3255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41人。1989年8月沈阳市政府召开特厂试验工作会议上，六药被授予1988年度“改革明星企业”光荣称号。六药成为我国化学原料药制药工业重要企业之一。

      1990年9月12日，东北制药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东药集团”）正式成立，时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齐谋甲莅临并讲话，辽宁省副省长闻世震、沈阳市市长武迪生等省市领导及医药行业领导出席。“东药集团由东药、六药、一药、五药、克达、抗生素厂、药用玻璃厂、医药供销公司8家全民大中型企业组成。总经理由东药厂长赵烽担任，一药厂长吴挺宝担任党委书记，六药厂长张宝忠等任副总经理。东药集团成为中国医药产业第一个实行紧密型联合的实体性大型企业集团，同时成为全国首批55户试点企业集团之一。”今年86岁的原东药集团党委副书记李全德回忆道。

        我从1987年考入东药技校开始与药结缘，1990年东药集团成立后进一步增强了与六药、一药等药企的了解，特别是随着在近些年对沈阳药企历史的挖掘和相关研究的深入，六药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虽然我没有去过六药，但在我心里却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现在唯有努力在文字和图片中找寻那一份逝去的美好，典藏一份珍贵的记忆。

      上木场，浑河畔，有我一份永恒的思念……
    （陈岩撰稿）

   下面文字是摘自报刊，也许能解读出药厂的兴衰——

       药厂辉煌时，我们六药人都特别牛！留下的最多记忆就是总分钱和分房子。”1970年到厂工作的老职工李师傅见证了东北第六制药厂的辉煌，那时金牌药品新诺明出口在全国市场占有巨大份额，4000多人只靠生产三种原材料药品就能维持。职工也享有很大的实惠，工人的工资连续增长五成，而且还设立奖金制度，让其他企业员工羡慕，都想调到六药工作。李师傅说，当时最为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员工都是一家人在六药工作。

     1975年到东北第六制药厂工作的刘师傅说，当时六药在好几个地区为员工盖了宿舍楼，每名员工都能分到一套不错的住房，而且药厂还给员工购房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这在当时，也成为六药人特别自豪的一件事。当时最为普遍的一个场景就是，员工们兴奋地装修自己的住房，让小区其他居民羡慕不已。

当年的球队教练

      “你们可能想不到，我还是当年沈阳足球俱乐部的副董事长。”孙德正说起此事时，神情上很是自豪。“当年的‘沈阳六药足球队’曾经开国内足坛之先河引进了外籍教练。”孙德正说，1989年是东北第六制药厂最为辉煌的时候，为了增强企业文化和企业宣传的目的，六药赞助了当时的沈阳足球队，球队更名为“沈阳六药队”，征战当时的中国足球甲级赛场。

心酸无奈的不归路

      在谈到药厂为何走上倒闭之路时，孙德正不禁流下泪水：“这是我们为之付出、为之奋斗过的地方，看着它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真是……感到心酸啊！”，他说东北第六制药厂从1995年开始走下坡路，在1996年有过一段复苏，一直持续到2000年，其间还有稳步增长迹象，而最后的衰败标志是2002年。“药厂倒闭的原因不外乎是由于市场竞争比较激烈，但作为国有企业，体制受限以及新产品开发创新不够，也是一方面。”

GMP认证压倒“大象”？

     不过，孙德正认为，GMP认证（药品质量管理规范）应该是直接击倒六药的主要原因。他说，GMP认定标准不是不对，只是这个改革计划实施得有些过快，没有给这些老制药国企缓冲的时间。

     以东北制药六厂为例，GMP认证的硬件要求，他们这些老国企根本不具备，认证要求的是，厂房要使用彩钢板，地面自流坪，空调净化设备、设备全要不锈钢材质的……而这些硬件设施，药厂全都没有，要想符合这些认证要求，就必须全部更新设施，厂房设备都要全新投入，当时预计的改造资金需投入2000万到5000万左右。而当时的制药六厂，不但无法筹集资金，而且还欠有2亿多的项目贷款投入无法收回，同时，还欠着企业职工的集资款和房款。

       “药厂只能无奈地等着最终的宣判，直到倒闭前，药厂除了在1998年初自筹资金五六百万认证了由八车间生产的优普林、优普酮产品。其余的车间全都因为没有认证，无法生产。”孙德正说，当时如果能得到1000万元以上的贷款，六药就能持续下去。

畅销不挣钱的怪圈

       对于GMP认证击倒六药的说法，很多老职工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说，为什么优普林、优普酮产品就能够顺利认证，而当时的那些王牌产品却不能。他们坚信，虽然六药属于原料药生产厂，但只要六药能留下三个王牌品种，就可以生存下来。

    老员工刘师傅表示，由于药厂经营管理不善，投入资金过多，药品市场又降价，没通过GMP认证不可以生产等诸多因素使其不得不宣布破产。

       “当时药厂的经营出现很大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表现在有药卖不出去，而恰恰是药太好卖了。但最后导致的结果却是，药品虽卖得好，却只是名义上的效益高。往往在畅销药品出售后，无法回收销售款。”许多接受采访的老员工说，六药当时每月的销售额1500万左右，但是回款最高也只是1400万元左右，虽然表面看回款还不错，但日积月累之下，药厂的流动资金越来越少。

      “当时的销售策略也有误，不但不注重产品的生产，而且看不到产品发展的大方向。研究所也不出新产品，即使出了也与市场的销售不对路。研究所申报了许多品种的产品，但设备陈旧且又无力投资。国外磺胺脒药品进入国内严重打击药厂的磺胺脒的销量。”李师傅说，当时六药正处在内忧外患时期，越来越多的债务使其自身资金更加紧缺，债务最后达到近4个亿。

      而孙德正说：“由于六药属于原料药生产厂，原料药和制剂药不同，每个新产品的研发周期都得5到10年左右，这个窘境直到后来药厂开始研发生产制剂药氨苄青霉素时候，才有所转变。”

昙花一现的翻身机会

      1996年，东北制药集团有限公司由于需要上市，对集团内的各分厂进行优良资产组合，其中的东北第六制药厂、沈阳第五制药厂等几个经营不善的被剥离出集团。后东北第六制药厂在沈阳市政府的支持下，单独成立辽宁省沈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当时，大部分拥有公司债权的单位都被转成了股东，这样公司欠的外债就没有了。”熟悉东药六厂的一位知情人士说，能轻装上阵，在当时应该是给该厂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会。但随之而来的是，1997年开始实行GMP认证，企业内部的各种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苦无对策，又缺少资金，公司最终只维持了三四年就停滞生产。其实六药在2004年就已经有倒闭倾向了，只是当时经过认证的优普林还在生产，所以不能算作完全倒闭。但职工几乎全部放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