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来源：《经济学人》

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药物研发一直由西方企业主导——这些企业通常被统称为“大型制药公司”。但如今格局已变。这些企业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专利悬崖”：未来六年预计总营收超3000亿美元的药物，将在2030年前失去专利保护。为填补缺口，欧美大型药企正全球搜寻有潜力的分子化合物，而越来越多的发现来自中国。

这一时机颇具尴尬之处。美国仍处于贸易战（仅暂时休战）中，希望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例如，美国政府已对中国在药物活性成分领域的主导地位感到担忧。尽管目前尚无实质行动，但白宫计划打击中国制药业的传言不绝于耳。然而，在下一代药物研发方面，美国制药企业及其患者可能会愈发依赖中国创新，而非相反。

相关证据日益增多。2025年5月，美国最大制药企业辉瑞（Pfizer）与中国生物科技公司三生制药（3SBio）达成协议：若一款实验性抗癌药物获得批准，辉瑞将支付12.5亿美元费用，获得其在中国境外的生产和销售权。次月，英国竞争对手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与中国恒瑞医药签署5亿美元协议，获得一款肺部疾病疗法的相关权益，并拥有另外11种药物的优先购买权——根据特定里程碑达成情况，这些药物总价值可能高达120亿美元。此类交易已不再是个例：今年上半年，大型制药公司签署的全球授权协议中，近三分之一与中国企业达成，是2021年占比的四倍（见图2）。

图2 来源：《经济学人》

直到不久前，中国制药业仍以生产仿制药、供应原料药和为西方企业开展临床试验闻名。过去十年间，该行业实现了自我革新：审批流程简化，针对重大疾病的药物获得优先审评，监管标准也向国际接轨。2015至2018年间，中国药品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数量增至原来的四倍，仅用两年时间就清理了2万份积压的新药申请。人体临床试验审批时间从501天缩短至87天，新药产出量大幅飙升：2015年中国仅批准11种疗法（多数为西方进口），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增至93种，其中42%为本土研发。

与这些改革配套的是，中国大力吸引海外留学和工作的专业人才回国。许多被称为“海龟”的归国人员，带回了创办生物科技企业、对接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经验。而简化融资流程、放宽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条件等政策，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创业热情。

成功的早期迹象随之显现。2019年11月，前身为百济神州（BeiGene）的中国生物科技公司BeOne Medicines，成为首家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抗癌药物的中国本土企业。此后更多药物获批。但该行业的重大转折点出现在去年9月：中国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康方生物（Akeso Bio）研发的一款肺癌药物，在临床试验中表现优于默克（Merck）的重磅疗法可瑞达（Keytruda）。

中国工厂内，员工在药物胶囊生产线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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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药企业快速崛起的原因何在？首先，它们善于快速创新，推出“快速追随者”药物——即在现有药物的安全性或给药方式上进行改进。在此基础上，它们进一步向“同类首创”药物迈进，这类药物拥有新的作用靶点（如与疾病相关的蛋白质或基因）或作用机制（可能阻断或增强靶点功能）。清华大学陈哲萌团队去年在科学期刊《自然评论·药物发现》上发表的研究显示，如今“快速追随者”和“同类首创”疗法已占行业研发管线的40%以上。中国复星医药的王兴利表示，研发“快速追随者”药物让行业获得了“挑战同类首创的勇气”。

其次，中国在其他流程上具备速度、规模和低成本优势。中国企业将药物从发现阶段推进至人体临床试验启动，所需时间约为全球行业平均水平的一半。而通常是新药研发最缓慢阶段的人体临床试验，在中国也推进得更快：庞大的患者群体让招募更易开展，广泛的试验中心网络也加速了进程。这种模式被证明对研发抗体偶联药物（一类对癌症疗效显著的新型疗法）尤为有利。一位大型制药企业高管表示，中国的吸引力在于“实验企业数量众多，你可以挑选赢家，提高获批概率”。

癌症仍是中国企业的核心关注点，但它们也在拓展新领域。减肥药是热门目标：丹麦制药巨头诺和诺德旗下广受欢迎的减肥药Wegovy和Ozempic的活性成分司美格鲁肽，其中国专利将于明年到期，这引发了仿制药研发热潮。但中国企业并非仅满足于仿制：研究机构彭博情报估计，全球有160种新型减肥药处于研发阶段，其中约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尽管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但盈利难度依然较大。咨询公司麦肯锡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处方药销售额约为1250亿美元，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市场销售仍以仿制药为主，新药占比仅为五分之一，预计到2028年可能升至三分之一。即便如此，该市场仍对价格高度敏感：国家医保覆盖了大部分药品采购，通过医院集中采购形成议价权，迫使企业参与竞价。为进入医保目录，制药企业往往需将价格下调一半甚至更多以覆盖广泛患者群体，否则只能退守规模小得多的私人市场。

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及其他海外市场成为如此重要的目标。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最常见的途径是与西方企业签署授权协议。如今部分中国企业希望获得更大份额：一种日益兴起的模式是“新公司（NewCo）”——生物科技公司在美国成立法律上独立的企业（通常由外国投资者支持），并将有潜力的资产剥离至该公司。对西方人而言，中国制药企业的估值极具吸引力：上市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市值不足美国同行的15%，授权预付款通常比全球同类交易低三分之二，交易总规模约为一半。

“新公司”模式的另一个优势是有助于缓解海外对中国制药业的部分政治担忧。然而，其他顾虑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数据隐私方面。隐私法规及相关审查流程使得临床试验患者数据的共享变得复杂。此外，FDA对仅基于中国开展的临床试验批准药物采取严格态度：今年6月，FDA暂停了所有向中国出口美国人基因数据的新临床试验。2025年4月，一个包含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在内的国会委员会发布报告警告，中国在药物研发领域的优势，加之其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进步，可能很快使其企业超越美国同行。施密特等人担忧制药与生物技术交叉领域的安全风险。

不过，也存在谨慎乐观的理由。竞争加剧通常意味着更多低价疗法的出现。对于长期无法获得尖端药物的患者而言，中国的崛起有助于缩小这一差距——这对贫困国家的患者尤为重要。对中国制药企业而言，真正的考验不仅是研发出有效的新型疗法，更是打入新市场并通过相关监管障碍。王兴利指出，大多数西方制药巨头花了一个世纪才达到如今的规模，按此标准，中国制药业仍“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