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先导 | 嘉宾专访：从技术审评角度看合成生物学 - 推荐阅读

论坛先导 | 嘉宾专访：从技术审评角度看合成生物学

2025-03-21

值此论坛召开之际，《流程工业》制药工艺与装备全媒体平台独家专访魏开坤博士，深度剖析生物医药创新与监管科学的协同进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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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合成生物商业化工艺工程与厂房建设论坛将于3月30-31日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召开。原某监管中心生物制品药学部高级审评员魏开坤博士将发表《从技术审评角度看合成生物学》主题演讲，首次从监管科学视角系统解构合成生物技术在医药领域的开发逻辑与合规路径。值此论坛召开之际，《流程工业》制药工艺与装备全媒体平台独家专访魏开坤博士，深度剖析生物医药创新与监管科学的协同进化路径。

魏开坤原某监管中心生物制品药学部高级审评员

演讲题目

从技术审评角度看合成生物学

演讲大纲

1.什么是审评角度的合成生物学

2.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医药的开发和而不同的结合

3.具体案例的讨论

讲师简介

魏开坤，医学博士，是原某中心的生物制品药学高级审评员。他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曾留学美国接受博士后训练，曾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恒瑞医药公司等工作，2012-2024年间从事治疗性生物制品的药学专业技术审评，已经拥有了千余个审评案例（包括胰岛素、单抗、重组病毒和细胞类产品）的药学技术审评经验。2024年11月底离开某中心，现独立开展有关技术和投资工作，继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酶从技术审评角度看合成生物

PHT制药业：您曾审评过千余个生物制品案例，包括单抗、细胞治疗等。合成生物学产品（如工程菌/细胞生产的新型分子）与传统生物制品的审评逻辑有何本质差异？审评标准是否需要重构？

魏开坤博士：在我任职生物制品技术审评专家期间，所接触的最复杂生物医药产品以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衍生治疗产品和CAR-T细胞治疗产品为代表，尚未实际受理过严格意义上的合成生物学产品（基于重组技术的由工程菌生产的重组蛋白或细胞工厂合成的生物活性物质暂不确定是否属于当下定义的合成生物学产品）。

从现有审评框架分析，合成生物学制品（SYN-BIO）与传统生物制品的审评学逻辑具有显著延续性，其审评体系仍遵循生物制品评价的共性原则：即药品监管的关注核心始终聚焦于候选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及质量可控性这一根本逻辑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国际药品监管机构联盟（ICH）相关指导原则确立的“质量源于设计”（QbD）理念和风险管控策略，在合成生物学产品的审评中仍将作为基础性技术准则。

PHT制药业：合成生物学产品的工艺复杂性与遗传稳定性风险更高。在药学审评（CMC）中，如何平衡“工艺执行灵活性”与“产品质量一致性”要求？能否以基因编辑细胞工厂为例说明关键质控点有哪些？

魏开坤博士：“工艺执行灵活性”与“产品质量一致性”的要求并不矛盾。在生物制品生产过程中，工艺参数动态调控能力与终产品关键质量属性（CQAs）的稳定性要求具有内在统一性。基于质量源于设计（QbD）理念建立的工艺设计空间（Design Space），允许在已验证的参数范围内实施工艺优化，这种基于工艺表征研究（Process Characterization）建立的科学调整机制，符合ICH Q8（药物开发）指南要求。临床证据学研究表明，通过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数据的积累，已证实关键质量属性（CQAs）在既定标准范围内的波动不会显著影响产品的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依据FDA 2020年工艺验证指南）。

当前生物技术产品谱系中，严格意义上的基因工程细胞工厂（如全基因组重编程的微生物底盘）尚未进入商业化阶段。但现行CAR-T细胞治疗产品作为经基因修饰的活细胞药物（living drug），其质量控制体系已形成行业共识：核心检测指标包括细胞活力（viability ≥70%）、细胞剂量（1-5×10^8 cells/dose）、CAR阳性率（CAR+ cell percentage ≥20%）以及载体拷贝数（VCN ≤5）等关键质量属性（参照FDA 2022年细胞治疗产品指南）。这些质控要点的确立，充分体现了“质量可控性”原则在先进治疗产品（ATMPs）监管中的具体实施路径。

PHT制药业：合成生物学常涉及非天然生物元件（如人工基因回路），其潜在脱靶效应、水平基因转移风险尚无成熟评估模型。审评中如何制定“风险可接受”的边界？

魏开坤博士：在现行药品审评实践中，申报产品通常呈现较高的技术成熟度。就合成生物学领域而言，“非天然生物元件”特指通过理性设计构建的合成生物学元件（Synthetic Biological Parts），其典型代表包括人工基因回路（Artificial Genetic Circuits）等工程化遗传调控系统（参照OECD 2021年合成生物学定义）。自1982年重组人胰岛素获批上市以来，生物技术发展已历经从天然生物元件利用（如原核表达系统）到合成生物学元件开发（如CRISPR-Cas9基因编辑工具）的技术迭代。针对合成生物学产品的特殊性审评，监管机构并非简单回避脱靶效应（Off-target effects）和水平基因转移（HGT）等潜在风险，但需要申报企业提供扎实的研究，以降低和消除相关风险。

PHT制药业：根据您接触的案例，合成生物学企业创业者应如何避免“重上游设计、轻生产工艺”的误区？能否分享典型反面教材？

魏开坤博士：在国际范围内，生物制品和其他大多数药品一样，往往在首次人体试验和三期临床试验阶段失败。由于CMC问题导致审批未通过的情况，通常是因为工艺可控性和GMP等方面存在问题。

（图片来源：生物药大时代）

如图所示：上述表格中所列的16个被FDA不批准的品种中，由于CMC原因和GMP设备相关原因的占了一半以上，说明生产工艺在监管眼中的重要性。有的产品也许在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做得还不错，但是无法证实质量可控，无法保证每一批上市产品如同临床样品医药安全有效，也是监管不能接受的。

PHT制药业：若合成生物学推动“活体疗法”（如工程益生菌）成为主流，现行以分子实体为核心的审评框架将面临哪些颠覆？您理想中的下一代监管体系需具备哪些特征？

魏开坤博士：实际上，合成生物学推动“活体疗法”（如工程益生菌）成为主流，这本身还是一个假设。在可预见的未来，以分子实体为核心的审评框架可能不会被颠覆，而是会吸收和利用现有框架的经验和教训，与时俱进地调整，以迎接新的、有利于人民健康的产品。这与我加入药审中心时的梦想一致。在我理想中的下一代监管体系中，它应具备以下特质：科学、公正公平、公开透明、自信担当，始终站在患者的角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3月30日-31日，《流程工业》制药工艺与装备全媒体平台、PharmaTEC制药业将联合佰傲谷 BioValley 于南京扬子江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合成生物商业化工艺工程与厂房建设论坛，并以“合成新势·合成新知·合成新质”为主题，邀请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学术专家、企业代表、政策制定者以及相关供应商，围绕合成生物学在医药、食品、化工等领域的应用，就工艺开发、生产制造、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厂房设计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共同探索合成生物学产业化的机遇与挑战，促进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对接，推动行业健康快速发展。通过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期望为合成生物学的产业化道路提供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助力这一前沿领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