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流通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清旧账”运动。曾经靠信用账期和滚动结算维系的产业默契，在集采常态化与医院回款周期持续拉长的双重挤压下逐渐瓦解。从利德曼诉九州通，到重药控股半年披露超百亿诉讼，再到脊柱耗材集采引发的库存回购纠纷——一场产业链上下游的信用清算正在全面展开。本文将从典型案例切入，拆解医药流通行业当前的资金链困境与深层矛盾。

近期，IVD企业利德曼状告九州通的买卖合同纠纷，再次将医药流通行业长期积累的历史遗留问题推向公众视野。一笔3145万余元的应收账款，历经六年追讨，一审法院最终仅判决九州通赔偿225.56万元——这个数字不足原告诉请金额的十分之一。

这并非行业孤例。早在五年前，利德曼即与国药广州就2000余万元历史货款产生诉讼，最终因双方多年采用滚动付款模式、“钱与货无法一一对应”，国药广州要求返还货款的诉请被法院全部驳回。

流通企业同样在主动维权。2026年8月，位列国内医药流通行业前五的重药控股披露，过去12个月新增尚未公开的诉讼、仲裁金额合计达12.89亿元，其中重药及旗下公司作为原告的案件金额即达11.93亿元。被告既包括广药四川、广东利泰制药等医药生产企业，也涵盖凉山州第二人民医院、西华县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

类似纠纷还在器械领域持续蔓延。国科恒泰旗下国科恒茂与捷迈、皆美因脊柱耗材集采后的库存回购、预收货款等问题接连涉诉；步长制药旗下上海合璞则因约5.5亿元库存迟迟未能完成转移，将捷迈上海告上法庭，涉案金额达6.52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产业链纠纷中，几乎不存在单方面的“过错方”。生产企业面临发货后回款遥遥无期的困境，流通企业承受着上游付款与下游垫资的双重挤压，医疗机构则受制于医保结算周期与预算约束。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三方依靠长期合作信用、账期安排与滚动结算形成了一种脆弱的平衡——只要市场持续增长，晚几个月付款、压一批库存、留存部分坏账，都可以在“下一笔生意”中被稀释和消化。

然而，当集采政策持续压缩上游利润空间、当医院回款周期不断拉长，这种基于增长预期的默契正在迅速瓦解。曾经的商业伙伴，越来越频繁地以原告与被告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之上。

IVD企业起诉流通企业并非新鲜事，但利德曼与九州通一案之所以引发行业高度关注，核心在于巨大的诉讼请求与判决结果之间的落差——一笔已被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多年的3145万元货款，最终仅获法院支持225万元，差距超过十倍。

根据利德曼公告，因买卖合同纠纷，公司起诉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要求支付欠付货款3145.51万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889.57万元，合计诉请金额超过4035万元。但一审法院最终仅判决九州通支付225.56万元货款及相应逾期损失，其余诉讼请求全部被驳回。

这并非一起突发的商业纠纷，而是一笔至少拖延了六年的历史旧账。

早在2021年利德曼回复深交所关注函时，“3145.51万”这一应收账款金额即已公开披露。当时利德曼称，2017至2020年期间持续向九州通医药销售体外诊断产品。2017年双方合作达到高峰，年销售额为5320.23万元；此后交易规模快速萎缩，2019年因发生700万元退货，当年销售额直接转为负值。截至2020年底，利德曼对九州通医药仍有3145.51万元应收账款，其中2915.17万元账龄已达3至4年。

2019年是双方合作的转折点。随着“两票制”、阳光采购等政策持续推进，利德曼开始调整经销合作模式，逐步终止与国药广州、九州通等大型商业流通企业的合作。合作退出过程中，大量库存被集中退回。公告显示，仅2019年九州通医药退货金额即达621.93万元，原因均标注为“终止合作”。

然而，合作终止并不意味着历史账款同步结清。2020年底，利德曼已对九州通医药3145.51万元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2979.74万元，计提比例高达94.73%；此后更是对该笔应收款项进行了全额计提。

利德曼所处的体外诊断（IVD）行业，本身就是医药产业中应收账款压力最为突出的细分领域之一。据E药经理人基于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2025年39家IVD上市公司合计应收账款约148.20亿元，对应营业收入约388.06亿元，应收账款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达38.2%；而同期505家医药生物类上市公司的这一比例仅为24.7%。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比例的快速攀升趋势。2021年，IVD板块应收账款占营收比例尚为22.9%，2023年即快速升至41.2%，2024年与2025年虽略有回落，但仍维持在接近40%的高位水平。

这一现象背后是IVD商业模式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上游生产企业通过经销商、配送商渠道进入医院终端，而医院端回款周期较长，资金压力沿产业链层层向上传导。一旦账期持续拉长，应收账款便可能逐步演变为长期挂账甚至坏账。润达医疗即在年报中明确指出，受行业经营特点影响，直销客户回款周期较长，部分业务回款不及预期，导致应收账款金额较大、回款天数有所增加。

对利德曼而言，因历史经销账务问题走上法庭并非首次。此前其与国药广州的诉讼中，双方即围绕一笔1963万元货款的归属与结算方式产生争议。二审法院最终认定，双方多年合作采用滚动付款模式，“钱与货无法一一对应”，国药广州未能举证证明该1963万元对应具体批次的货物、品类、数量及价格，故其相关诉请未获支持。

利德曼与九州通持续多年的货款纠纷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折射的是整个医药流通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所面临的系统性阵痛。

如果仅从利德曼诉九州通一案观察，这似乎是一起典型的“上游生产企业向中游流通企业追讨货款”的纠纷。但若将视野扩展至整个医药流通行业便会发现，相关诉讼正在沿产业链向两个方向同时蔓延：一端是上游生产企业起诉流通商追讨货款，另一端则是流通企业起诉医院、下游医疗机构甚至上游供应商，主张追款、退货及库存补偿。

重药控股的案例颇具代表性。2026年8月其披露信息显示，过去12个月内新增尚未公开的诉讼、仲裁金额合计达12.89亿元，其中重药控股及下属子公司作为原告的涉案金额达11.93亿元。被告主体构成多元，既包括广药四川、广东利泰制药等医药生产企业，也涵盖凉山州第二人民医院、西华县人民医院等公立医疗机构。

诉讼数量的持续攀升，折射出医药流通企业日益沉重的应收账款负担与不断拉长的回款周期。

商务部发布的《2024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显示，2024年对全国630家药品批发企业的调查结果表明，医疗机构应收账款平均回款天数已达154天——即流通企业将药品配送至医院后，平均需要等待超过五个月才能完成回款。与此同时，药品流通行业平均毛利率仅为7.2%，净利润率更是低至1.4%。

以重药控股为例，2025年末其应收账款余额已达381.08亿元，账面价值占总资产比例的54.43%。重药控股在公告中明确指出，应收账款同比增加与“应收账款账期持续延长”直接相关。当年公司信用减值损失达7.86亿元，同比增长50.03%。

高企的应收账款与持续拉长的回款周期并非近年才出现的新问题。医药流通行业本身具有“低毛利、高周转、重资金占用”的典型特征。上游生产企业通常要求流通企业在相对固定的账期内完成付款，而下游公立医疗机构受预算安排、医保结算节奏、自身经营状况等多重因素影响，回款周期普遍更长。上下游账期的天然错配，使流通企业实际上承担了整个产业链“资金垫付者”的角色。

与此同时，为维持医院终端覆盖能力、争取产品配送资格、扩大市场份额，流通企业在行业上行期往往愿意通过延长账期来换取业务规模，由此沉淀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应收账款存量。

在市场持续扩张的阶段，这种结构性矛盾尚有腾挪空间。医院端延迟数月回款，流通企业可通过新增业务规模、银行授信额度及上下游滚动结算来维持资金周转；生产企业与流通企业之间关于账期、退换货、渠道费用等问题，也倾向于在持续合作框架内协商解决。

但进入2026年，这种动态平衡正在被打破。两票制早已重塑传统多级分销体系，持续压缩了单纯依靠渠道层级赚取价差的盈利空间；集采政策则进一步挤压药品、耗材与医疗器械的价格与利润空间，并加速了品种代理权、配送关系的更替频率。对流通企业而言，前端利润持续收窄，后端回款却未见同步提速，资金占用压力反而不断加重。

更为严峻的是，一旦产品集采失标、价格大幅下降，或品牌方调整经销体系，此前沉淀在渠道中的库存应由谁回购、降价损失由谁承担、已垫付货款如何结算等问题，都会迅速从商业协商范畴升级为法律纠纷。

据裁判文书网公开信息，国科恒泰旗下国科恒茂与捷迈、皆美的纠纷即属于此类情形。双方此前长期合作开展脊柱产品分销业务，2022年国家脊柱耗材集采后相关产品未能中标，导致大量库存滞销。围绕库存回购、仓储费用、工具押金及预收货款等问题，双方产生系列纠纷，涉诉金额合计一度超过1.3亿元。

类似地，2025年底步长制药旗下上海合璞亦将捷迈上海诉至法院，争议焦点同样源于经销合作终止后的库存处置问题——约5.5亿元产品迟迟未能完成转移，最终形成涉案金额6.52亿元的诉讼。

综合上述案例可见，医药流通企业正面临日益凸显的“双向挤压”困境：下游医疗机构的回款难以按期收回，上游生产企业的货款却不能拖延支付；产品价格持续下行、毛利空间不断收窄，而库存与资金却仍然沉淀在流通环节之中。

当医药行业整体从增量扩张阶段迈入存量竞争阶段，那些过去依靠新增业务覆盖、依靠长期合作协商消化的历史遗留问题，已经失去了继续向后拖延的空间。货款结算、库存回购、账期安排、退货责任与渠道成本分摊，正在被一笔笔重新清算。

密集浮现的产业链诉讼，本质上是医药流通行业资金链压力到达临界点后的集中释放。对于制药企业、流通商业与医疗机构而言，如何在新的行业格局下重建合理的账期机制、库存分担机制与风险共担模式，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产业链各方必须共同面对的核心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