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的新药研发时，外表儒雅的杨青看起来相当兴奋。从硅谷到东海岸，从美国到中国，从创业型生物科技公司到跨国药企(辉瑞、阿斯利康)，再到全球医药研发服务平台公司药明康德，近20年一直从事新药研发，让杨青对生物医药创新生态系统有诸多感悟。

对于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言，生物医药产业的意义尤为显著。对于旨在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上海而言，生物医药更是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理想和现实总有差距：目前，中国对全球医药创新的总体贡献小于5%(中国工程院院士桑国卫语)，百强药企主营收入才相当于美国辉瑞一家。

诚然，中国的新药研发有很多问题，找到这些问题并积极改进，正是这个产业的希望所在。作为全球最大的医药市场之一，中国的生物医药有无可能复制互联网产业大放异彩甚至弯道超车的辉煌?这个梦想是可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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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药品审批改革和CMO试点充满期待

新华网：中国已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海正在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生物医药在其中有怎样的机会?

杨青博士：说到创新驱动发展和科创中心建设，药明康德和我本人都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主要有三个观点：

第一，生物医药无论研发、临床还是制造，都应该是全球科创中心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因为它代表了最先进的技术，也代表了一个朝阳产业，而且和全国人民的健康需要、“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结合在一起。

第二，上海多年来在生物医药领域里有非常好的积蓄，不仅是人才的培养，还有硬件软件的配套和各种研发设施，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附：上海集聚了上海光源、国家蛋白质中心等一批科学基础设施，以及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等“国字头”研发机构)

第三，药明康德创立于上海，一直都是上海、中国乃至全球创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我们也主动请缨，希望为上海的科创中心建设和国家的新药研发做出贡献。

新华网：新药研发和政策导向密切相关。过去一年，中国启动了药品审评审批改革和CMO试点，你们有哪些感受?公司有哪些具体措施和布局?

杨青博士：国家的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非常及时，对整个行业有促进作用。我有机会代表公司参加国家食药监总局组织的行业座谈会。我对这项改革充满期待，希望它能持续推进下去。

从药明康德的角度来说，公司的愿景是打造一个开放式、一体化的药物研发生产平台，帮助任何人、任何公司，哪怕只有一个想法，也能让梦想变为现实，把新药推向市场、送到病人手里。

药品审评审批改革带来的一些变化，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比如监管部门近期对药品临床试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了一系列稽查，这对提供高质量生物分析服务以及临床试验外包服务的专业公司是一个利好消息。

谈到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这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从CRO(研发外包)到CMO(生产外包)，从前端的研发平台到后端的生产平台，是一个自然的延伸。目前，药明康德在江苏常州投资了1亿美元的化学药生产厂，在江苏无锡投资了1.5亿美元建设全球最大的基于一次性生物反应器的生产设施，专门生产生物药包括单抗药物，此外我们在美国的费城也投资构建全球领先的细胞和基因治疗合同生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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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国内医药创新企业，造福国内患者

新华网：作为全球医药研发服务平台公司，药明康德给国内公众的印象是比较“高冷”，你们服务很多进入世界500强的跨国药企，但在国内的知名度不是特别高?随着中国加快新药研发步伐，在拓展国内业务方面是不是迎来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杨青博士：在国内知道我们的还不够多，这主要有以上几个原因：一是我们服务很多跨国公司，在国际生物医药界可以说非常有名。药明康德的英文名是WuXi AppTec，公司总部在上海，最早注册地是无锡，海外的一些客户飞到上海浦东机场说”我想去WuXi”，然后就有被拉到无锡市的风险。

二是和行业特性有关。我们工作的性质是研发外包服务，要把事业做大，必须特别严守客户的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其实药明康德的平台上出了很多新药，前段时间美国默沙东公司有一个抗丙肝的新药Zepatier被美国FDA批准，这个新药的一部分工作是在药明康德平台上进行的，国内的科学家全程参与。

当然我们看到了国内新药研发环境的改善，非常愿意服务国内的医药创新企业。尤其是去年药明康德以33亿美元的总价在美国私有化并退市以来，我们开始通过微信、微博等在国内不断宣传我们的技术能力。

去年年终的时候我有一个总结，阐述我们今后的发展方向：一是药明康德要拥抱并且探索建立全球最尖端的医药研发技术，包括基因诊断、细胞基因治疗、基因编辑以及一些高端创新药物的研发、生产等。二是发力中国的大健康产业，通过我们的平台连接人与健康，让尖端的技术能为国内的患者和老百姓所用。三是继续将一体化、开放式的研发生产技术能力平台做大做强，包括上面提到的产能投资。

新华网：谈到为国内的医药创新企业服务，新药研发的国别和人种差异大吗，有没有针对中国患者的特殊治疗需求的?

杨青博士：有些疾病是有很大差别的，分别反映在疾病的生物学层面、流行病学和医疗系统上。我各举一个例子，一是阿斯利康研发的肺癌用药易瑞沙。非小细胞肺癌有一个突变叫做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白人这个突变率非常低，但亚洲人要比白人高好几倍，这说明了为什么全球最早的针对该突变的靶向治疗药物先在亚洲上市使用，尤其是中国和日本。二是在流行病学方面，有些疾病比如乙肝病毒携带者，在亚洲要比别的地方多很多，还有胃癌也比较多，可能是因为饮食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三是每个国家的医疗制度和资金投入不一样，对同一种疾病的诊断治疗标准也不一样，某些药物在中国的医疗环境下可能有它独特的价值。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提高新药研发水平不仅推动医药产业发展，更关系到本国人民的健康福祉。希望国家可以加快药品审评审批的进程，进程加快了，病人能及时吃到新药好药，投资人也愿意加大投资，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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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药研发环境领跑新兴国家，但政策细节需不断改进

新华网：整体上看，你怎么评价当前中国的新药研发环境以及发展前景?

杨青博士：对于这一点，我和前同事在《自然》杂志发表过一篇综述。那篇文章比较了11个新兴市场国家的生物医药创新生态系统，最后把中国、韩国和以色列定义为未来创新者。我们一致认为，中国的新药研发环境和美国及西方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在新兴市场国家里绝对是领先的，无论是在资金的充足程度以及生态系统的发育程度都是如此。

为什么有这个论断?实际上药明康德的高速成长(从2000年的4名员工到目前的逾10000名员工，2015年营业收入预计8亿美元左右)就是有力证明。美国和西方也有医药研发外包行业，但他们的外包服务是从后端往前端走，也就是说我们海外竞争者的业务大都来自临床试验。以药明康德为首的中国企业比较独到的一点，是从产业链的前端往后端走，从实验室到工厂再到临床医院，这样的平台只在中国有。这给客户带来了巨大的价值，实际上重构了整个产业链。

有些人把我们比喻成生物医药界的亚马逊，自从亚马逊推出了云服务后，互联网创业变得十分简单，你可以把后端的存储和计算都委托给亚马逊，自己只进行产品开发，这样极大地降低了创业的门槛。我觉得药明康德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链上也起了类似的作用，这跟国家的“双创”政策是非常吻合的。

比如，美国有一家致力于研究罕见病的生物技术公司，仅有两名全职员工和一名兼职员工。公司创始人设计了一系列实验，由药明康德在十八个月内完成。鉴于实验所获得的数据，这家创业公司以1.3亿美元的价格被其他公司并购。

当然，“独木不成林”。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需要很多公司包括友商在一起，产生互补的服务和业务。虽然这个生态系统可以服务全球，但毕竟我们讲中文，绝大多数研发生产设施都在长三角以及武汉、天津等。对于中国的生物医药创业者来说，他们不需要跨时区，也不需要经过很长的距离就可以使用这些平台，这是一个独特的优势。

新华网：如果用一句话定义中国新药研发所处的阶段，你会怎么说?

杨青博士：中国新药研发的创新生态系统经过十多年的发育变得日益丰富，今后五到十年内加以好的政策引导，必将对生物医药产业的腾飞起到促进作用，现在可以说是“腾飞前夜”。

新华网：谈到政策引导，你个人有什么建议?

杨青博士：大的方向上，政府的改革是对路的，我谈谈一些具体的细节。生物医药行业是人才密集型行业，包括我在内药明康德有500多位海外科学家。上海推出的人才新政比如放宽中国“绿卡”的申办条件对我们非常有用，但细节的执行还可以不断改进。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我现在是没有淘宝和支付宝账户的，因为需要国内身份证。这是切身体会，细节会影响海外人才的网络体验和衣食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