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5日，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的紧急通知》;7月25日，又出台《国家卫生计生委、商务部关于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

两个通知一为限制公立医院过快扩张、一为允许外资独资医院在国内部分区域试水，看似两个并没有直接关系的政令却似乎“扬、抑”有别。而在这“扬抑”之间，似可看到医疗体制改革的宏观脉络——公立医院将会如何应对、民营医院何生何死、让外资相对独立的介入我国医疗业意欲何为，带来的变化对于祈盼更多医疗福利的老百姓来说是福音还是“噩耗”。

新规“抑公”何为

从《关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的紧急通知》内容看，是“我国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部分医院单位规模过大，存在追求床位规模、竞相购置大型设备、忽视医院内部管理和机制建设等粗放式发展”的原因，而导致“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的结果。出台这一新规也是解决“看病贵”的有力之举。

我国现行的医疗模式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当时，医院被定位为“福利性”运营，在国家每年支出庞大的财政经费同时却是越办越穷，医疗资源不仅难以升级还逐步下滑，从而导致“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面对这种现状，决策层逐渐淡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卫生事业“福利性”的定位，以市场化方式对医疗机构进行调整，从而提出将其定性为“生产性”。

政府对医院“少给钱、给政策”，比如允许医院对药品加成一定比例“以药补医”，结果导致“药品”成为一个庞大的高金行业，基于药品的各种灰色收入频现各大媒体报端。在药品这个产业链上造就了一批富人、养活了一个巨大的医药群体。医院境况也自此大有改观，医院有钱了，设备越来越“高大上”，但这一切辉煌归根结底还是患者买单。虽然这些举措非常有力地解决了当时医院效率低下、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也埋下了后来医院过于注重经济利益而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等各种遗患。

作为医院，尤其是一些大医院在体会到政策带来效益的同时也意识到，规模越大、设备越好、前来就医的患者就会越来越多，费用也就可以越来越高。投资再大，患者都会别无选择地买单，并且还给医院以及产业上的各个群体带来丰厚的利益回报，追逐规模与豪华的竞赛便在各大医院中悄然开展。

结果就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医院圈地、盖楼、进设备，规模越来越大，床位越来越多，“超常规”、“快节奏”、“跨越式”一度成为各大医院年报上的必有词汇。有观点认为，这种“规模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医院的逐利动机，从而让“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一种难以清除的“恶疾”。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曾公开表示，根据人口分布变动和卫生规划，建几所高水平的大型公立医院完全必要，但现在不少医院采取单纯规模扩张的简单外延式发展模式，“优质资源不是增量而是被稀释，加剧看病难。”

国家新规理性限制公立医院过快扩张，不仅是医疗改革潮流所需，也是百姓民心所盼，符合潮流、顺应民意。但是，这一纸新规就真的能如愿抑制公立医院的疯狂扩张吗?

《关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的紧急通知》中明确指出，“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至《规划纲要》公布前，各地要暂停审批公立医院新增床位。已经审批的，要严格按照批复规模建设，严禁擅自增加床位、扩大建设规模。”

然而，记者查询了几家医院的官网发现，位于山东省临清市的一家县级医院公示其编制床位是750张，实际开放床位是1000张，并且从其上级医疗主管单位官网上查询的经过审批和允许设立的科室中，没有院方已经公布设立的“肿瘤科”。

同在一地，还有一家公立医院采取院内职工集资等方式，另外筹建了一家民办“非营利性医院”。且不论集资所建医院的“非营利性”能不能保证，国家限制公立医院过快扩张，公立医院以内部职工集资名义再办一家民办医院，会不会成为公立医院应对新规的扩张出路?并且导致国家公立医院资源成为个人牟利的工具?显然，国家在执行新规的同时还要加大监管力度，对变相甚至挖空心思回避、对抗国家政策的做法予以坚决制止和严厉惩处，以防这些利国利民的国家政策被大打折扣甚至变成空文。

外资办医喜忧予谁

自《国家卫生计生委、商务部关于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印发之日起，“允许境外投资者通过新设或并购的方式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设立外资独资医院。除香港、澳门和台湾投资者外，其他境外投资者不得在上述省(市)设置中医类医院。”

境外资金在国内举办医疗机构不仅有了政策上的准入，还明确了试点地区。虽以要求的方式对境外独资医疗机构提出硬性标准——“能够提供国际先进的医院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能够提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医学技术和设备”，但开放试点的地域均属核心大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省份，这为引入国外硬件和软件上的先进医疗资源敞开了方便之门。

可以想见，一旦外资进入，追求高端医疗服务的群体将不再只寄希望于大型的公立医院，这部分需求必将向外资医疗机构释放。这保证了外资独资医疗机构投资后的市场前景，使之甘于“下血本”把国外顶级的医疗软硬件搬到国内。加之对公立医院的限制，也可以让这些盯着中国高端医疗市场的“外资”们多吃一颗定心丸。而与此同时，公立医院不过度扩张、不过度追求设备档次、不追求豪华，无疑将更有利于服务普通百姓，让公立医院有了逐渐被重新增加“福利性”因素的可能，以更多满足普通百姓的医疗需求、逐步降低大众医疗费用。

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医疗行业“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医患关系紧张”等诸多难题的关键，在于让广大的公立医院“不赚钱”，最起码不再把赚钱看得那么重要。国家出台的这一新规既是限制、严控公立医院扩张，又将国内公立医院定位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产生利润后既不能分红也不能像原来一样无度扩张，这必将使得利益追求在公立医院间淡化，老百姓也就顺理成章成为最大受益者。

而民营医院中的“营利性医疗机构”也因为减少了公立医院的利益竞争将再次迎来一个春天。随着外资独资医疗机构的出现，一场中外民营医院的利益角逐也将在中国医疗市场拉开帷幕。

民营医院的“中外”博弈

7月22日，德国阿特蒙集团、银山资本与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三联发展有限公司和外高桥医保中心，就设立上海自贸区阿特蒙医院，共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多年来，外资独资医疗机构首次开始登陆中国内地。

早在2010年，国家就政策开闸允许外资独资医疗机构可以在大陆指定地区试水，但具体哪些地区可以成为试点却一直没有公布，正当大家踌躇于上海自贸区的引进外资独资医院这一做法是否合法时，7月25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商务部的《关于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就“打哪儿指哪儿”般地为其“雪中送炭”，把上海列为外资独资医疗机构的试点地区。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外资独资医疗机构的优势时表示，“在于一开始就定位于营利性机构，不像公立医院那样要接受众多的价格管制，可以通过开出高薪等方式来招揽人才。如果是美、欧、日大型医疗机构开办的医院，在技术、病人转往国外治疗等方面也有一定优势。”

这印证了我国对于外资独资医疗机构的期望——把国外高、精、尖的医疗人才、设备以及管理模式引进国内。这些医疗机构的服务对象定位在高端群体，虽然目标客户数量不多，但投资收益率会很高。

然而，反观我国现有的民营医院，目前无论是在投资规模上还是医疗机构的软硬件上，与这些外资医疗机构相比都无明显优势，甚至绝大部分民营医院还只能甘拜下风。

例如，民营医院中的美容整形方向，这一科类本来就起源于国外，近年来，国内有美容整形需求的人士更加信任外国技术更已成常态，赶赴国外整形美容的人群已占据相当一部分比例。此时国外独资的美容整形医疗机构一旦正式在国内落地，这将成为国内这一行业的最大“噩耗”。

面对这种境况，指望在外资独资医疗机构进入中国后，利用其劣势而“攻其薄弱”的设想也将难以实现。如“难以进入医保体系、审批、拿地”等问题，实质上与国内民营医院面临的状况与外资并无本质不同。那么，国内民营医院出路何在?

2009年，“爱尔眼科”通过国内创业版IPO上市，相较于其他计划同期上市的医疗机构，“爱尔眼科”的发展更加稳健;专业提供体检服务的“慈铭”，也在本行业内奠定了自己稳定的市场份额和地位。然而这些只能算是民营医疗机构中的个案。在“新规”之下，绝大部分民营医院都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以及重新自我定位的艰巨任务。

未来，医疗领域的市场竞争聚焦在专业化、管理模式、人才技术、资本运作等更加高端的层面，是综合实力和整体运作的角力，是企业文化和品牌的比拼，在竞争的同时又穿插多个跨区域、跨领域的合作。近期国家关于医疗行业的两纸“新规”，从立意上首先把广大普通老百姓推到了受益者的位置;也在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的运作管理模式、高尖的人才和设备来辅助我国医疗市场、拉高我国整体医疗水平的同时，给国内的民营医疗机构带来了空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