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必须通过药物经济学分析，对药品的疗效、成本进行比较，才能遴选出成本最低的基药；企业希望：药物经济学在定价和医保谈判中起辅助作用

“对于药物经济学，我是真的不懂。”对医药行业颇有研究的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在参加北大卫生经济论坛时表示。于明德对药物经济学的认识程度，代表了不少国内企业的态度。

尽管药物经济学的理念在我国已经不算新鲜，但是国内企业、行业专家更多的只是在观望，认识仅停留在“物美价廉”上。

不过，随着《中国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下称《指南》）的发布，中国药物经济学的发展有望尽快进入应用阶段。据参与《指南》制定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系主任刘国恩教授介绍：“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指南》，使中国的药物制度能够从目前的初级阶段走向中级甚至高级阶段，并逐步完善。”

相比企业的观望态度，政策制定部门对于药物经济学的应用却十分热心。如“要建立健全循证医学、药物经济学评价标准和工作机制科学合理”、“在药品调入和调出时需要按照药物经济学原则进行疗效、价格的比较结果”等表述，都在有关医改政策性文件中出现。

不过，由于国情的不同，药物经济学能否适合我国药品的定价体系以及基药遴选还令人疑虑。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卫生经济事务总监陈怡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药品质量还未能做到统一，谈药品的疗效对比也不现实。”

助力基药遴选

中国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陈洁教授指出：“只有通过药物经济学，根据疗效-成本比较才能真正选出成本最低的，而不是只根据价格多少来确定基药，所以，在遴选基药时，我们必须要做药物经济学分析。”

据记者了解，目前的基药都是由药剂科主任根据临床使用经验遴选出来的，其体系并不科学。因此，无论能否增补，其遴选机制都需要药物经济学的介入。

卫生部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司司长郑宏表示：“目前，基本药物目录对于满足基层的需求还存在很大距离，因此，我们要完善药物经济学的评价体系，特别是对已经遴选的药物进行药物经济学评价。”

目前，由于缺乏药物经济学的介入，我国的基药目录相比WHO的目录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儿童和心血管用药方面。再如，经过临床试验，阿司匹林对脑血管疾病确实有疗效，但在307种药品中，阿司匹林没有列入到心脑血管疾病里。

尽管不少业内专家认为，药物经济学过于复杂，但刘国恩却不这么看，他表示：“要是看《中国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确实非常复杂，但原理其实很简单，也就是在疗效之差的前提下比较价格之差。”

陈洁认为，从目前来看，最为简单的药物经济学应用就是“在疗效相同的情况下，考虑最价廉的药物。”

介入定价存障碍

药物经济学除了药物遴选上的应用之外，其也广泛地用于药品定价。但是相比药物遴选，药物经济学应用到定价体系中还很难。

目前，对于引入药物经济学最积极的当属社保部门，《中国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也有人保部的参与。由于人保部是药品的最终买单者，因此，通过谈判机制制定报销价格，将成为医疗报销的新方向。其实，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都采取这样的方式进行定价和支付，形成了所谓的卫生技术评估体系（HTA）。

据记者了解，该体系的运作是评估机构提出明确要求，作为企业则要根据支付方的要求提交申请材料，申请资料包括临床、经济学等很多其它的研究数据，以证明其药品能够解决没有治疗手段的疾病，或者针对特定人群十分有效，或比现行的治疗办法成本更低。在这种机制下，药品价格的高低取决于疗效，可以使得医保资金的使用更加合理。

不过在中国，药品的定价、支付、使用、招标都是分离的，因此，药物经济学应用难免受到限制。

对此，郑宏也指出：“如何使药物经济学和药物的遴选、使用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十分重要的，现在药物经济学很多方面都跟我们实际当中的需求存在一段距离。”

在定价方面，发改委相关人士就表示：“药物经济学的定价原则前提不是成本，是药品的疗效，也就是说是医保部门代表患者评估药品是否值得购买，本质是一种购买药物的意愿，但是我国还没有实现全民医保，所以，HTA谈判代表不了全体患者的利益。” 显然，HTA模式目前还难以在中国实现，但不少企业仍希望，药物经济学能在定价和医保谈判中起到辅助作用。

随着降价矛盾的日益尖锐，不少外企对于HTA也颇为支持，中国副总裁邢军表示：“不管是定价还是医保，HTA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有利于帮助政府作出一些更科学、合理的决策，同时还可以补偿和认可高附加值的创新技术，有利于整个卫生体系可持续地良性循环，而不是唯价是取。”

陈怡建议：“中国应用药物经济学应该考虑和现有机制的过渡和协调，要结合国情，因为中国有很多部委都在各自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所以需要有良好的协调，避免政策评估出现割裂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