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分开’的核心是切断药品利益驱动，而不是简单的价格平移。”在4月24日召开的“2015医疗产业政策深度解读国际高峰论坛”上，上海市卫计委医改办主任付晨如是表示。

医药分开≠取消药品加成

“如果按照国家的要求，通过取消药品加成，提高医疗劳务价格可以完成国家任务，但对于解决整个医改中问题，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付晨表示，把药品加成剥离出医院的收入，药品则变成了医院的成本，在这样的变化下，医院对药品费用的控制一定会加强，控制不合理用药的动力会更大，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有显著意义的，但取消药品加成一不能减轻老百姓的药费负担，二不能优化医院的收支结构，三不能解决药品购销过程中的不规范操作，从这个角度上看，显得意义不是很大。

2009年下发的新版医改方案中明确提出要取消掉公立医院补偿中的药品加成收入，新医改方案实行6年以来，全国已经有很多地方先后进行了取消药品加成的改革。

2012年，北京启动了医药分开改革，当时在5家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增设医师服务费，医师服务费从原来的2元提高到42元。同年，深圳在全市开展医药分开，允许公立医院门诊患者外购药品。

2014年，浙江在全省所有公立医院全面实行药品零差率，彻底告别”以药养医”，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覆盖的省份。

付晨表示，从时间上来说，上海的医药分开改革有点滞后，除了2013年在4家郊区新建三级医院开展医药分开改革试点取消药品加成外，大部分公立医院仍然存在药品加成。

2015年，医药分开将会全面推进，是上海医改的五项重点工作之一。但医药分开绝不等于取消药品加成，而是系统综合的改革，这跟在上海4家郊区开展的医药分开改革和北京、深圳、浙江等省市的医药分开改革会有所差异。

“取消药品加成后，会涉及到调价项目和幅度，在项目的选择上，北京选择了医师服务费，把取消药品加成补偿的任务都压给了医师服务费一个项目，所以这一个项目的收费就呈现出21倍的增长，这样会打破医疗服务项目比价关系的平衡”。

付晨表示，上海不会把调价集中在1-2个项目上，而是首先会做比价研究，以一个医疗劳务收费项目作为标杆，研究其他的项目和它的比价关系，通过这种比价研究，找到目前医院性价比最低的项目优先进行价格调整。

医保带量采购与GPO采购并存

“仅靠取消药品加成无法彻底改革整个药品在流通以及医院的购销使用中的问题，除了要取消药品加成以及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以外，要探索比价关系的优化，采购模式的改革。”

付晨表示，政府医保部门做带量采购动力不强，效率比较低。如果现在是一个公司来做采购的中介，由于跟自身利益相关，可以高效快速的推进。上海今年在药品采购模式改革上，一方面由医保来继续推进政府主导的带量采购，另一方面将探索市场机制的GPO采购，通过市场主体来成立第三方医院采购的服务公司。

“所有的医院都可以委托这个中介服务公司来进行议价，也就是大家都去参加一个团购，通过GPO组织可以形成更大的采购规模，通过合并订单，品规减少来提高采购的集中度，从而获得一个更低的采购价格。”付晨表示，如若发改委取消药品定价，药品价格最终一定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形成，而市场形成的价格一定会和量形成关系，通过量价挂钩机制形成价格，GPO模式能够建立药品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

“GPO模式除了通过合并订单形成了团购规模之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协调药品供应企业和医院，进行供应链的改造。”付晨指出，药品供应链通过药品企业的外部物流和医院内部物流的一体化管理，以及在信息系统的支持下，药品供应企业的供应成本会降下来，企业会更多的去分担医院的配送成本。“GPO是有别于医保带量采购的一种市场机制的团购方式和供应链的再造，通过供应采购机制的改革，会带来医院收支结构的变化，药品集中度提高了以后，采购成本和内部物流成本的都会下降，这一部分能占到采购成本的8%-10%。”

付晨介绍，除了渐进式取消药品加成、优化采购模式之外，医药分开改革还包括医院收支结构的调整，监管临床用药的合理性，建立针对药品生产流通企业、医生、患者多方的信用管理体系。“上海的医药分开改革要做的是一个系统综合的医药分开改革，取消加成只是整个改革中很小的部分，医院和企业来要去想一想在这样的医药分开模式下，应该怎么来顺应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