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医改怎么改，和药品生产与零售企业都息息相关。我相信医改终究会走到一个理想的彼岸，因为社会发展到今天，无论是法规的建立，还是我们对情况的了解、对事情的把控，都到了一定的阶段，30年来各方面的改革也为下一步医改奠定了很多好的基础。

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药店都不可能消失，一是老百姓的要求，二是社保的要求，因为药店的成本更低。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是药店的机会

新医改走到今天，重点是公立医院的改革，尤其是县级公立医院的改革。在农村三级医疗网中，县级公立医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把县级公立医院这个文章做好了，也许医改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县级医院如果作为国家改变的重点，将来从事药品生产和销售的人也要把重点往那方面转移。

县级公立医院的定位是医改中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医改就无从谈起。国家对县级公立医院的定位是公益二级医院，将来会把常见病和多发病都压在县级医院。现在的三甲医院尤其是大城市的三甲医院人满为患，有些病没有建立转诊机制，县级医院没有发挥作用。如果县级医院的水平上去了，承担更多的解决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功能，可能大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况会得到一些解决。

目前国家对公立医院采取事业单位的管理方式，现在出现了很多矛盾，国家希望从人事制度改革着手，也就是说将来县级公立医院要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医院的行政级别，最主要的要求就是将来的县医院院长不再由当地的卫生局局长和副局长兼任。

现在的医疗机构虽然向民营资本放开了，但受到卫生行政部门在区域卫生规划上的限制，比如可以办民营医院，但要到别的地方办，因为本地已经有了多家公立医院。所以如果区域卫生规划不出台，民营资本进医院的推行就会很难。现在的进展是，国家要求每个县办一到两所公立医院，按30万人口标准进行具体配备，并向社会公布区域卫生规划。

医药分开仍待破局

公立医院的补偿分为三部分：一是医院的业务收入，二是药品加成，三是政府补助。到现在补出了很多问题，国家也想过各种解决办法，比如取消药品加成、提高医生技术劳务价格、实行药品的分担多方机制、加大中央财政补助等，但目前仍没有解决医院药品收入占比高的问题，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只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可能不需要摸石头，二是石头根本不在水里。

从全球的趋势来看，解决办法是借助药店的力量。如果让药店承担了医保，就可以解决大医院过度消费的问题、过度拥挤的问题等，而且随着社会文明、居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会选择去药店自我药疗，药店就承担了一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功能。之前国家也曾设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不设药房，开了药之后直接到药店拿药。这就涉及到了医药分开，医药分开是从药品更合理的应用、节省药品的资源、医生更合理的用药、提高诊断率和治疗成本等角度上去分开，而不是说医和药不能在一起，在一起就会趋利、就是大处方。这个问题涉及到管理制度，目前还存在一些政策上的问题。

新农合助推基层药店市场

现在药店最艰难的是在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好一点的是省城，最好的是地级市和县级市，这与新农合的制度设计有很大关系。

新农合的覆盖率达到了98%，有8亿多农民参保。理论上新农合还不能算是一个医疗保险，因为医疗保险的前提是供方、需方和治疗方三方制约，这是世界上认为医疗保险制度的基本制度设计。但新农合是卫生系统和社保系统的双方博弈，到现在为止，新农合究竟是给社保部还是留在卫计委，还是一个未知数。

各地新农合的出资不一样，它的筹资水平根据当地农民的收入和当地政府的经济状况而定，上海300多元，江苏200多元，宁夏、青海等地只有100多元。一个制度如果是一省一个样，统筹起来就很难，所以现在新农合就出现了药的问题。现在有很多用药目录，有社保部公布的职工医疗保险的用药目录，医保目录，基本用药目录，新农合又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基本用药目录;这些目录有中央颁布的，还有省里颁布的;这么多目录互相之间还有交叉，有些药在基本用药里不在新农合里，在新农合里又不在职工医疗里等等，操作起来很难。

农民在基层看病主要是吃药，我们做过一个统计，如果说三甲医院的药占比是30%的话，到了乡镇卫生院和县医院的药占比要达到50%到60%，因为没有大的检查，主要是靠吃药。所以，很多药品消费从医院流向了社会药店，使得地市级的药店市场比较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