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是亚太经合组织系列会议之一，每年在APEC领导人会议周期间举办，是各经济体领导人与工商界开展对话交流的重要平台，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工商界活动。每届峰会都会邀请十余位APEC经济体领导人出席发表演讲或参与对话讨论。

新华社报道称本次峰会共邀请了39位发言人、主持人，分别来自14个经济体，代表粮食、资源、金融、制造业、科技、地产、医药、物流、零售、咨询、贸易和传媒等多个行业。

根据此前流传的议程安排，参会的分别是赛诺菲制药集团CEO魏巴赫参与《把脉全球经济：世界经济发展脆弱性与可持续发展》;默克雪兰诺公司总裁兼CEO葛丽鹤参加《聚焦经济改革：支撑持续竞争力塑造创新经济体》;礼来制药董事长、总裁、CEO李励达博士参与《塑造创新经济体新型的政企合作关系》;强生集团总裁兼CEO亚历克斯•戈尔斯基参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先政策环节》;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参与《畅想未来趋势：超越常规视野、颠覆传统商业模式》的讨论环节。不过，由于赛诺菲的CEO被突然离职，所以赛诺菲缺席了此次峰会。

抱怨一、中国药品审批效率低

礼来制药首席执行官李励达(John C. Lechleiter)周一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由于面临监管上的重重困难，国际药企很难将创新药品推向中国市场。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是与北京召开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挂钩的一个活动。

李励达说：“我们今天仍感到担心的是药品审批上的时间滞后，中国的药品审批比其他地方长数年时间。”在另外一个采访中，强生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戈尔斯基(Alex Gorsky)持相同看法，他称中国药品审批平均需要八年时间，相比之下其他市场只要四年。

抱怨二、对外企监管太严苛

欧美企业近期纷纷抱怨中国对外企的监管太过严苛，但中国官员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消费者利益。礼来和强生近期均进入了接受监管审查企业名单，并且该名单还在不断地扩大。目前，中国政府加强了物价监督举措，触角已经伸至从制药到眼镜到汽车等各领域。在中国，制药行业受到了尤其严格的监督。政府试图根除医院乃至整个医疗行业的贿赂和腐败问题。

戈尔斯基说，强生公司在大多数领域和中国本土公司享受同样的地位，但在其他领域，很明显我们不得不与中国官员合作，才能确保享受到同等机会。

今年9月份，中国一家法院裁定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在华附属企业行贿并对其处以近5亿美元的罚款。包括葛兰素史克前中国区业务主管在内的该公司五名管理人士被判行贿等罪名成立并被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

该案令中国医疗系统成为一个关注焦点。专家们表示，在中国医疗系统内有大量收入较低的医生和资金不足的医院，这为贪污风气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中国医院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药品销售，这种情况已经导致大量问题，包括过量开药和医生接受回扣等。

李励达和戈尔斯基均表示，过去几年中国在医疗保健改革方面已取得进展，扩大了患者获得医疗服务的渠道，这为制药企业们提供了市场机会。李励达称，中国政府官员们明确表达了对医院行业进行整顿的意愿，不过相关努力面临困难。

李励达说，礼来公司在中国奉公守法并且对监管机构给予全力配合。去年，礼来公司一名前员工称，该公司涉嫌在华行贿，该公司为此进行了调查。此前一家中文报纸也曾对礼来在华行贿的事情有过报道。李励达对相关调查不予置评。

另一家跨国医药巨头强生近年来在中国遭遇激烈竞争，本地和国际竞争对手大量涌入，销售婴幼儿产品和医疗器械。侵权和专利保护等挑战已经令该公司在华业务遭遇挫折。今年5月，数家隐形眼镜公司因涉嫌价格垄断被罚款逾人民币1900万元(合300万美元)，强生公司也是其中之一，被罚了360万元。

戈尔斯基说，强生的目标是采用恰当的方式进行竞争。他补充说，强生与政府和客户合作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样大家都能以病人和客户为出发点，并按照一套共同标准开展争。

一个难舍：940亿美元市场

在中国，医疗保健业务增速迅猛，越来越富裕的消费者寻求更好的医疗条件，而政府迫于公众压力需要扩大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两位高管均表示中国940亿美元的医药市场相当庞大，对于跨国药企的吸引力可想而知。根据麦肯锡的数据，到2020年中国的医疗保健开支将达到1万亿美元。

此外，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默克雪兰诺全球总裁兼CEO葛丽鹤女士表示，亚太地区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对公司的发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区。此次APEC对于推动亚太地区医药领域合作、提高女性健康等议题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葛丽鹤女士说，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内重要的国家之一，我们将与之有一些切实的合作计划。例如，德国默克集团在南通新建的药厂将成为默克在欧洲以外最大的制药基地,也是默克全球第二大制药厂。

北京商报报道称，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表示，在跟很多人交流过程中他都预测过，中国经济增长将放缓至7%。在这一过程中应该看到，虽然劳动力成本提高之后对国内制造业产生一定冲击，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消费能力一直在上升。接下来，中国的发展动力就在中产阶级崛起，而中产阶级对医疗、电子商务服务、旅游等已经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他对此非常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