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受美国农业部海外农业服务局、植保国际、植保中国的邀请，在美国走访了从政策制订、作物育种，到田间种植、海外贸易的完整链条，近距离观察了一下美国的农业生物技术发展状况。先说一句，美国人真的吃转基因食品。根据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美国大田作物种植面积中超过53.2%种植的是转基因作物。根据美国食品饮料和消费品制造商协会(GMA)提供的数据，全美的(加工)食品中70%-80%都含有转基因成分。不过，接下来我不准备重复谈这些已经被说了许多许多遍的基本事实。

说点儿其他的吧，比如转基因技术相关信息的大众传播问题。或许，这同样是生物技术领域的科学传播，乃至整个科学传播工作面临的问题。

1、科学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1.1 反转是从哪儿开始的?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反对转基因运动”的利益诉求究竟是什么。一直都觉得，如果不弄清楚这一点，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个运动所提出的主张，也很难超越这个运动提供的话语线索，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议题设置。

和美国的新闻同行交流的时候，有人提到，在美国有超过300个团体持有“反转基因”的主张。有意思的是，这些团体大多数都不是专门反转的，只是反转的诉求与他们的主要诉求有相关性，能融合到一起去，所以“顺道”反一反。这些诉求中，最主要的一个是“反大公司”。美国的一位媒体同行甚至依据自己对这个领域的观察与体会总结说：“或许反对大公司团体才是最大的反转群体。”这让我感到很诧异，因为此前一直朦朦胧胧地觉得宗教应该会在反转运动的开端中占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甚至应该来充当反转的第一波冲锋者。

随后的一个晚上，正在康奈尔大学攻读科学传播博士学位的贾鹤鹏赶来与我们碰面。我们又聊起了“反转运动的开端”这个问题。他提到，即使在欧洲，宗教可能也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反转基因运动实际上是上世纪中期以来一系列科学公共事件及其所引发反抗情绪累积的必然结果。其实，有一些研究认为，(欧洲的)反转运动最初得到了政治哲学思潮的强力援助。一方面要反现代性，另一方面要反大公司和国家权力合作构筑的专家体制霸权，反转基因运动在这样的向度上与“西马”的某些主张达成了一致。有一些反对者甚至在这个理论方向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比如援引福柯理论，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框架下，对食物支配、身体管理之类的命题展开讨论，将对抗垄断食品管理权力的行为视为对国家秩序，乃至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反抗运动的一部分。这样的批判很快就溢出了思想运动的边界，变成一种实打实的社会运动。

更重要的是，英国政府在1996年疯牛病事件爆发初期一些信息控制和隐瞒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这一事件在欧洲反转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在美国发育得相对充分一些。

这也就让人不难理解了，为什么这样的运动进入中国以后，会快速地和(中式的)极左、极右情绪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左右两极通力合围”的态势。通过上溯到反现代性思潮，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诸如“权力边界”问题在这场“转基因大辩论”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1.2 法律手续日趋复杂

中国的转基因审批流程各种崎岖，美国的情况也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根据生物技术工业组织(BIO)执行副总裁凯斯林·恩莱特(Cathleen Enright)的介绍，1996年的时候，每个项目的审批时间只需要6个月，而十年以后的2006年，时间就延长到了2-5年。不过，按照美国农业部部长办公室生物科技协调员沙克曼(Michael Schechtman)的说法，他们并未增加任何审批环节，这里面增加的时间，很大一部分来自诉讼环节。反对者不断地通过诉讼的形式，要求申请者进行应答说明。这极大地提高了转基因产品的审核成本。凯斯林说，在美国，一个转基因作物从进入试验田到最终把种子卖到农民手里，平均下来需要13年的审核时间，总共花费1.36亿美元。

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前面已经说过，在欧美国家，“反大公司”是“反转基因运动”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点，甚至是首要的出发点。基于此，反转者动用各种手段阻挠转基因项目的研发和审批。这种阻挠行为反过来又极大地提高了转基因的研发和审批成本。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小公司越来越难以生存，技术和资金渐渐向大公司，——也就是“反转基因运动”真正要反对的那个部分集中。听起来挺吊诡的。

实际上，在美国走访期间，我们就听到了很多类似的案例，很多服务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做出了成果，但是无法投入商用环节。比如剑桥大学开发的抗禽流感鸡，便是如此。

作为一名生物技术行业组织的负责人，凯斯林对此似乎怨言很深，她甚至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出现了“欧洲化”的情况。不过，她也强调，由于生物技术界和食品界的努力，这个情况正在得到扭转。

类似的声音，我们从沙克曼博士那里也听到了。他承认，美国的转基因项目审核时间确实加长了，但这一状况并非政治因素影响导致的。他强调说：“立法必须保证每个群体的发言权。”

1.3 神仙要打架，哪里都一样

经常会从新闻中听到与转基因作物有关的劲爆经济新闻，比如中国在输入自美国的玉米中检出(未获批进入中国的)MIR162转基因成分，进口转基因菜籽油流入储备油库……而且，相关的报道总会有意无意地暗示这些转基因成分“有毒有害”，网议更是乱哄哄一片。

其实都是点买卖事儿。比如菜籽油的问题。进口(转基因)菜籽油主要是来自加拿大的所谓“芥花油”也就是所谓的canola，2013年的时候到岸价格在七八千一吨的样子，而国内收购的菜籽油价格在一万出头。两相比较，谁划算谁不划算非常明显。自然就会有企业利用这个差价来做文章。而储备油因为补贴的问题，明确只收国产菜籽油。了解这些前因后果就不难明白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了：有些菜籽油收购企业涉嫌用进口菜籽油冒充国产菜籽油套取补贴。而查“转基因”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贴补能真正落到农民的手中。

MIR162的问题也挺有意思的。沙克曼介绍说，其实，这个品种的转基因玉米在中国已经走完了所有的安全审核流程，就差最后农业部长签字发证了。可这个字，却迟迟没有签下来。美国政府似乎对此也挺着急的，搞得沙克曼对着我们这帮中国记者隔空喊话，“我们也想知道其中的原因”。呵呵，大家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麻烦之处在于，就有人利用这个“装糊涂”，把谣言给风生水起地搞起来了)

MIR162这个品系的玉米在美国种植范围很广，无论是在种植、储藏还是运输环节中，它们目前都并未与其他玉米分开来处理。这个情况导致它们可能以很低的水平混杂在其他玉米当中，这就是所谓的“低水平混杂”(LLP，low level presence)。LLP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因为它制造了一个可以钻的空子。在WTO的框架下，要给进口产品使个绊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打擦边球的情况就多了起来：先设置一个苛刻的条件，平时不动手，在必要的时候，才突然查那么一下，准知道你过不去，自然就能名正言顺地该拒收拒收，该退货退货了。LLP就是这样的一个空子。

顺便提一句，可以与美国玉米相参照的是乌克兰玉米的情况，不过这个事儿有点儿复杂，改天有空可以仔细说说。

说起来呢，中国也是类似行为的受害者。此前，曾经发生过中国出口欧洲的茶叶，被检出(对欧盟来说)非法的农残，而遭到退货的新闻。这样的新闻，还总是能造成国内食品安全舆论的波动。其实，作为茶叶的净进口地区，欧盟设立苛刻的条款，本就是在必要的时候拿来当大棒用的。

中美之间也是如此。前段时间美国收紧了苹果汁砷限量的标准，考虑到美国市场上的浓缩苹果汁有一半以上进口自中国，这个限定条件的设立目标可真是不言而喻啊。

说到底，这就是个“神仙打架”的事儿，“规则”本质上只是国际贸易中的大棒——别太当真了。

2、科学传播，或许需要些共情

2.1 “我反对!”

按照生物技术工业组织(BIO)执行副总裁凯斯林的说法，“反转基因运动”的历史，在美国至少已经有25年了，但她认为真正造成影响，是在2007年以来的事情，这可能与社会化媒体的信息大爆发有关。在社会化媒体上，反转宣传变得更为有效了。与赞同相比，反对行为更容易引起关注。对媒介传播而言，赢得关注本身常常就是目的，议题设置就可以由此展开。

然而，这个时候科学界、产业界却没有及时反应过来。他们错失了至少5年的时间。5年时间能让一个人从中学生变成一个(教育程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能完成一次风尚的逆转，5年意味着全球4亿人口的增长，至少100亿吨粮食被消耗掉，许多决定性的瞬间，许多过眼云烟。5年，或许在这段时间里，未来已经被写了下来。

当然，没人会对此坐视不管。凯斯林说，2012年前后，“我们”也开始积极回应反转的声音了。他们建立了GMOAnswers这个网站，邀请科学家和专业人士来答复公众的疑问。值得一提的是，她说目前这个网站上的提问，已经开始逐渐从“转基因安全”撤出，转向了对具体的人的进攻。在她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因为进攻者发现自己“在科学上站不住脚”。

试图总结自己在媒介层面犯下的错误的人，并不止凯斯林一个。“我们做得不够好，尤其是长期缺席于社交媒体。”我们一行在与一家大型农业企业的公关负责人座谈时，对方也提到了这一点。其实，这家企业面临的状况更为严峻一些。虽然它只是整个转基因产业界的一部分，却承受了远比其他企业猛烈得多的进攻炮火，并且被很多反对者描述成“邪恶的操纵者”。观察这家企业的历史不难发现，在大众文化中，它一直承载着某种符号意义。这个符号可以上溯至越战期间橙剂的使用。作为橙剂的主要生产商， 该企业被认为需要为数以万计的橙剂受害者负责。而1960年代包含反战运动在内的整个左翼运动，是“反大公司”思潮的重要节点，完全可以被追认为“反转基因运动”的开端。

越战是美国霸权主义的象征符号，橙剂是越战的象征符号，归根结底摇身一变又成了转基因的象征符号。现时的反对，承载的是50年前的野蛮与杀戮——至于反对的是什么，反对又是为了什么，可能反而不重要起来了吧。

2.2 让沟通进入到情感层面

和我们座谈的时候，美国的媒体同行提到一件小事，在一项第三方调查当中，一个关于“是否应该标注GMO”的问题，获得了97%的支持，而当问题变得开放，成为“什么样的信息需要标注”时，GMO就下降到了3%。在国际食品信息理事会(IFIC，International Food Infomation Council)的调查报告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消费者关注的食品安全信息中，生物技术的排名并不高，而在不选择某种食品的理由中，更是远低于其他。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样，或许公众真的并不关心转基因是什么。只是在反对声兴起之后，他们选择了更容易理解和更符合自己预期的那一方，而这种关注在进行具体的食品选择时，又打了折扣。大多数人是基于情绪和情感做出选择的，而非理性。

最受消费者关注的食品安全信息。从表中我们知道，2014年消费者最为关心的是“疾病/污染”和“处理/准备”(均为18%);生物技术仅排名第七。数据来源：IFIC

消费者最不愿意食用的食品。大多数人最不喜欢的是糖类和脂类食品，而生物技术类排在了最后。数据来源：IFIC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看一些数据，就更有意思了：

1、第一个数据来自IFIC的报告。橙汁对美国人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食品。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对橙汁供应的安全性非常关注。然而，一种由细菌引起的疾病，柑橘黄龙病正在威胁全世界范围内柑橘类水果的存在。预计在未来10年里，佛罗里达的柑橘产量将急剧下滑，而这里是美国橙汁的主要产地。“要么喝转基因橙汁，要么改喝苹果汁。”《纽约时报》在报道此事时提到佛罗里达大学一位科学家的意见——对热爱橙汁的美国人来说，这看起来还是比较容易选择的。

如果橘子树被一种病毒入侵，而你将再也喝不到佛罗里达产橘子汁。百分之六十六的美国人将会因此而伤心失落。数据来源：IFIC

2、IFIC的报告还提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与稍年长者相比，年轻人对转基因的接受度明显更高一些。IFIC的国际关系副总裁安迪·本森(Andy Benson)进一步解释说，这可能与年轻一代更关注环境友好问题的缘故。因为转基因作物大量推行之后，杀虫剂的使用确实明显下降了。

与年长者相比，年轻人对转基因的接受程度更高。数据来源：IFIC

1999年-2001年间棉花农药使用量的上涨是因为象鼻虫爆发带来的，BT主要防御对象是棉铃虫而非象鼻虫。Bt抗虫转基因作物推广以后，玉米杀虫剂(红线)和棉花杀虫剂(蓝线)的用量下降了。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

3、很多人会寄希望于通过加深公众对转基因技术乃至整个生物技术领域的认知，来提高他们对这项技术的接受程度。不过，对欧洲一些国家民众的研究显示，相关知识水平与接受度之间的关联并不强。其中一项研究的作者甚至指出，知识水平带来的较弱的影响可能也并非知识本身带来的，而是因为这让人更倾向于综合评价转基因技术，而不会仅仅因为感情上不能接受就排斥它。

4、虽然来自中国的访问者总是会将关注点放在“安全性”的问题上，但从美国专家那边，我们却更多地听到其他信息，比如不可逆转的植物病害需要转基因的拯救方式，比如前述杀虫剂用量减少对环境友好，再比如2050年的人口问题。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机构在去年年底联合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届时世界人口将达到96亿，而由此带来的粮食需求将比现在增加70%。很显然，我们得为此做好准备。这需要技术上的突破。不过，一些新的预计显示，到2050年之后，地球人口增长很可能还会持续。到2100年的时候，地球人口总数达到96亿-123亿的概率是95%。看到这个报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美国的同行们可能这就要更新自己的数据了。我们面临的问题，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农业部新产品及农业技术部门代表爱德·波特尔(Ed Porter)在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特地拿捏了一下自己的表述：“我们的工作不是‘推广’转基因，而是使公众‘知晓’。”这个措辞上的考究挺有意思的。我的理解，它们差别在于，“推广”是一种“使接受”的行为，但“接受”或许并不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方法实现，而完全取决于个人意愿。因此，“使了解”并不等于“使接受”。所以，接下来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解什么，可以促进接受?

唤起共情，或许美国同行们已经在这样做了。

2.3 不过，美国也有美国的乱处

很多人会用“走马观花”来形容匆忙的旅行和访问。这一次美国之行，倒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一路狂奔着观花。尽管如此，还是收获了几个出乎意料的小细节：

第一个是听美国食品饮料和消费品制造商协会(GMA)负责人说的，原来美国也存在“不必要的阴性标注”，比如有些超市就能买到“非转基因芦笋”。所谓阴性标注，也就是“非转基因”标注。如果某一个品类的食品，既有转基因的产品，又有非转基因的产品，那么其中非转基因的产品作阴性标注，看起来似乎还可以接受，但如果这个品类的食品本身就没有转基因产品，那么这个时候作阴性标注，就成了“不必要的阴性标注”，比如国内的花生油产品，很多都有这样的标注。这种“不必要的阴性标注”争议很大，因为它实际上损害了未标注的同品类产品的利益。

第二个是美国也存在有误导嫌疑的标注行为。在我们参观美国的食品超市，了解各类食品在市场上的具体表现时，主办方特地向我们介绍了一种非转基因标注。这种标注的图案主体是一只蝴蝶。有些产品包装上的这个LOGO是彩色的，蝴蝶的翅膀是橙色的，有黑色的勾边。对转基因问题稍有了解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在打帝王斑蝶(Danaus plexippus)的擦边球。

帝王斑蝶是北美最为人熟知的蝴蝶品种。1999年，康奈尔大学科学家约翰·鲁瑟里(John Losey)发表论文指出，吃了Bt转基因玉米的花粉，这种蝴蝶的幼虫会死亡或者生长缓慢。一些环保组织抓住了这一点，给予歪曲夸大，造成了转基因玉米会灭绝帝王斑蝶的风浪，甚至让一些人相信，同样的原理也会灭绝人类。不过，后续的研究发现，实际上转基因玉米的花粉中几乎不含有Bt蛋白，而与传统的杀虫剂相比，转基因玉米对帝王斑蝶也要友好得多。最后，科学家重新得出结论，Bt转基因玉米对帝王斑蝶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随着转基因玉米种植面积的扩大，美国的帝王斑蝶并没有灭绝，其数量非但没有下降，还增加了。

不过，对于一般公众来说，接触科学家的可靠研究结果要比接触NGO组织的宣传困难得多。所以，尽管在科学上，这个事件已经彻底平息，但最初被歪曲的信息却依然四处流传。类似的情况，在转基因研究领域数不胜数，普兹泰实验、叶尔马科娃实验再到最近被广泛引用的塞拉利尼实验……尽管不断的验证已经排除了这些实验的科学性，但它们依然在反转基因运动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

最后，这个话意义不大，但是还是要说，在我们参观的HyVee是爱荷华当地比较大型的一个连锁食品超市。在这里，非转基因食品主要是和保健品、具有特殊属性的食品(比如为麸质过敏者准备的无麸质食品)之类放在一起销售。所占的面积估计不到全店经营面积的十分之一。

3、米国的农民，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3.1 先说说牛

参观杜邦先锋总部的时候，看到一组很有意思的数字：美国的奶牛，生奶平均产量是每牛每年21642磅，相当于9800千克;中国的产量，按磅算还不如美国按千克算，只有8956磅，4000千克略出头。(当然还有比中国差的，印度只有2637磅)

为什么差这么多?道理当然可说出一大堆，管理层面的很多问题都会指向散户养殖。私下跟曾经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的科学作者李飘聊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她提到这个问题甚至可能与奶牛的品种也有一点关系。中国奶农饲养的牛只，大部分是荷斯坦牛。这个品种的牛耐热能力比较差，气温高的时候会严重不适，进而影响奶产量。

在爱荷华与内布拉斯加交界的明登地区，我们走访了一户肉牛养殖农户。在他的饲养场里，牛吃的饲料是用DDGS(玉米干酒糟)、玉米粉、玉米秸秆、复合维生素等等按比例配出来的，尽可能保证肉牛摄入成分的均衡。这个养牛场有2800头牛，但饲养场的工作人员通常却只有两人，在最忙碌的时候，他们会加雇两个人，这样也不过是四个人而已。

露天的牛圈建在斜坡上，这样，下雨的时候，牛圈就会得到冲刷。不过，冲刷的水不会直接排放到自然水体当中。这个做法是被禁止的。在牛圈的底部，他们铺装了设备，将混合有牛只排泄物的水收集起来，经过处理之后再排放进自然水体——避免牛粪的直接排放对自然水体造成污染。实际上，建立一个养牛场所要进行的审批手续，最重要的就是对环境友好。在审批手续方面，1000头牛的饲养规模是一个“坎儿”，1000头牛以下的饲养场，手续比较简便，审核速度也比较快;而1000头牛以上规模的饲养场，手续就要复杂得多了。此外，一旦审批确定养殖场的规模，那么如果要超规模养殖，还需要进一步的审批——可不是你想养多少就能养多少的。

3.2 搬起石头却不是为了砸谁的脚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玉米们身披金甲排成整齐的军阵，叶子伸展成长矛。它们步伐有力，在无声的号角的伴奏中一点点逼近。突然，不和谐的隆隆声响起，钢铁巨兽突袭了玉米军阵的后方。金甲战士们应声倒下，毫无还手之力。可你抬头看时，联合收割机中却空无一人。这是突然觉醒了的汽车人吗，你正疑惑间却突然发现驾驶室里端端正正地安放着一块很大的石头。

对，就是石头。石头正坐在这架巨大的联合收割机的驾驶室里。这不是硅基文明入侵地球的前奏，它不过是美国中部农场的小插曲。开动机器的当然不是石头，实际上，这些大型农机载有GPS，由程序控制，自动运作。唯一的小问题是，原则上必须有人坐在驾驶室里，机器才会开动。据说，有些偷懒的农民就这样干脆搬一块石头压在座位上。

装备了这些大型农机的美国农民，能以更少的人力耕种更多的土地。在明登地区接待我们的凯文·罗斯(Kevin Ross)一家，耕种的土地多达600英亩(近2.5公顷)，所费人力不过是夫妇二人。而这个规模的家庭农场，在当地不过是中等水平——罗斯夫妇还有余力从事保险推线员的工作。来自伊利诺利州的农民克莱因施密特(Kleinschmidt)，虽然自己拥有的土地不多，但租下了大量的土地，用以种植玉米和大豆。他们夫妇俩管理的土地在1100英亩到1600英亩之间，对，就是夫妇两人管理而已。在最忙的时候，他们需要雇佣一两个临时工。这位已经当上祖父的农民雇佣的临时工也是与自己年岁相仿的老人，以高度机械化的工作方式为前提，这里的农民根本不需要强壮的青年，能熟练操作农业机械的“老家伙”足矣。

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农民都是类似的垂垂老者。前述凯文·罗斯夫妇就正当盛年。与此同时，很多农民具有较高的学历水平。在美国全国农业进步展上偶遇的另一位爱荷华农民告诉我们，他的儿子此前就读于爱荷华州立大学，本科学的是土壤，然后读了一个MBA，毕业的时候，他接到了4个offer，尽管薪水都不错，但最终还是选择带着妻子回家和父亲一起经营农场。“他觉得这样对家庭更有利。”

4、我们还在争论，他们已继续前行

4.1 农业进步展

这是我们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参观“农业进步展”(Farm Progress Show)。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类似的展览会。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曾经到访爱尔兰的莱伊什郡，观礼该国一年一度的“全国农耕大会”。两下相比较，还是有不少区别。

爱尔兰的大会，有农机、农技展示的部分，但似乎更面向消费者，强调农产品的展示，作为一个肉产品产地，各种肉制品的推广活动在展会上比比皆是，但是从展位布置来看，参展的农会、企业资源比较平均，似乎并没有特别大规模的大公司;美国的大会虽然也有农产品的展示，但看起来更像是面向农民的展会，因此农机、农技的展示是重点，尤其是那些让人叹为观止的大型农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像是即将发动进攻的机械巨兽，直径接近2米的轮胎比比皆是。

从展位的布置来看，大公司和小机构的差别简直可以用“判若云泥”来形容。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展位，虽然支起了很大的帐篷，但其中只设置了一个展台，而且很长时间都没有问津者，唯一的展品是种在帐篷前的一小丛玉米。而诸如杜邦先锋、先正达、拜耳、孟山都这样的大公司，不仅展示位体量巨大，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展品、演示、讲解、赠品甚至一些互动游戏。让人惊讶的是杜邦先锋，甚至在自己的展位里设置了一个纪念品商店，出售一些由大豆纤维制造的T恤等产品——最让人惊讶的是，真的有选购者，还挺多……

虽然两国的农业展会特点不同，但都有一个共通之处：青少年参观者人数众多。有些看起来是有组织而来，更多的则是三五成群，结伴而来。或许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地区来说，这确实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吧。

4.2 别停，继续往前走

转基因技术是农业生物技术的一部分，很显然，它不是全部。科学家们并未停止在其他生物技术上的努力推进。

孟山都公司设立在“农业进步展”上的展位体量巨大。在这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RNA干扰技术(RNAi)，这是一种在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现象。简单来说，就是生物要表达DNA记载的遗传信息，要经过一系列转录、翻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RNA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通过某种方式，对RNA进行“干扰”，就会阻断这个过程，从而导致相应基因的沉默。也就是说，原有的性状将无法得到体现，或者原先被抑制的性状由此表现出来。这个方法为农业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种可能。但假如“反大公司”是反转基因运动的支配性力量，那么很显然，这种同样个技术没有从外部引入新的基因，因此看起来可能被渲染出来的“风险”要远比转基因技术依赖大公司的科研、推广、经费资源，很可能也会面临类似的反对。在中国，RNAi技术的研发也在进行中，但似乎依然不脱科研院所的范畴。无论如何，未雨绸缪是必须的。

除了孟山都本身之外，该公司在去年10月份宣布收购的天气数据公司Climate同样拥有巨大的展位。很显然，如何利用天气大数据为农业服务，已经成了大型农业公司关注的重点——这也与他们另一个方向的努力有关。

孟山都、杜邦先锋这样的大型农业公司都在全力推进耕作方式的升级。这些公司开发了移动端的耕作规划程序。通过这样的程序，结合对自有土地的准确测量，农民可以弄清楚在一片大型农场的某个具体的地块上，土壤、水、光照、常年气象等情况究竟如何(或许这就是Climate公司的意义之所在)。结合这些数据，可以推算出某个具体的地块更适合种植怎样的品种，种植密度该是多大，以及最重要的是如何进行田间管理。所有的信息全都呈现在一个客户端当中，再结合高度自动化的大型农机，美国的农民未来可以在不增加自己劳动强度的前提下，实现大田作物的精细化生产。或许，这算得上是某种程度的“美式精耕农业”了吧。

5、当年的布劳格和现在的问题

在爱荷华州首府得梅因访问的时候，我们被安排参观了世界粮食奖大厅。在楼前的花园里，安放有诺曼?布劳格的高大铜像，他正仔细端详手中的麦穗。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绿色革命之父”当年曾经受到“坐在华盛顿或布鲁塞尔舒适办公室里的环保精英”的猛烈攻击——不过，理想主义化的精英无法喂饱非洲的穷人，做到这一点的，依然是布劳格推行的良种，以及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

然而，到了2050年，或者如某些新的研究所述，到了2100年，我们该如何喂饱全人类，如何尽可能避免由于大规模饥荒而导致的野蛮行为?要解答这个问题，或许需要更多人的努力。在杜邦先锋的展位里，有一个巨大的背景板，大标题写着“How are you making a difference to feed the world”，标题下面贴满了参观者留下的卡片。有些挺胡闹的，比如“跟大家说说关于基督的事儿”“多养猪”;有些则明显体现了农民的经验，比如“帮助农民管理玉米根萤叶甲”。

我写的是“提高第三世界单产，改进粮食贸易”……其实，想说的话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