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家跨国药企在2013年的临床研究pipeline似乎都进入到了一个瓶颈，大家推论原本可能是GSK事件造成了跨国药企们在中国有了观望情绪，外加上近期Roche和昆泰的FSP合同造成的小地震，让很多临床圈内的小伙伴们开始对职业前景有些惶惶悲观，甚至有部分对临床感兴趣想加入的后生们都开始犹豫不决起来。

那么为什么会有感觉临床在中国似乎到了极限呢?笔者调阅汇总了CFDA自2006-2013年的药品审评报告，得到了如下汇总表：

有别于美国与日本的报备制，由于我国采取了和欧盟和加拿大类似的对上市前药物临床进行审批制，而自2007年新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施行以来，CFDA批准临床的I、II、III期试验数量就一直处于波动状态，2013年也创出了历史新低，这一方面可以归结为CFDA开始对上市前临床研究的开展越来越谨慎(从安全性出发，这是对患者的负责，也是对近年医患矛盾突出情况下的各方的保护)，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药厂的上市前临床试验也日益复杂化，这对本就专业审批人员匮乏的CFDA药物审批中心(CDE)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也直接导致大量药企的pipeline时间耗费在排队等批件的状态中(原本批准临床的速度就远慢于EMEA)。

由于各个公司对上市前临床的重视程度远远不是众多IV期临床试验所能比拟的，因此行业从业人员以I、II、III期试验数量为风向标的心态进一步推导为相对悲观的情绪。

纵深一步来看，随着国内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法规出台，确实抬高了临床研究在医院的开展的门槛;而随着医院尤其是大型药物临床研究基地的专业化程度急速提升，排队漫长的等待伦理审批、GCP审批合同的现象开始司空见惯，与之相伴的是重点科室竞争性临床的增多，主要研究者甚至其他研究者对临床研究的挑剔现象也普遍起来。很多企业都将上市前临床开始转向一些较冷或较偏远的药理基地开展，而IV期临床更是直接开始下沉到三线甚至四线城市，更多的开始挑选2级医院。但无论是坚守大型药理基地，还是在新的研究中心开展培训与磨合，这些都在无形中提高了药企的成本，这也促使药企开始重新运筹pipeline，或者采取更极端的措施直接用打包(无论是项目outsourcing还是人员FSP)的方式来运作。

难道真的发展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么?笔者在clinicaltrial.gov上进行了搜索汇总，整理了2006-2013年后的数据看到了如下的两个汇总表：

从研究数量增速上看，中国的临床发展增速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26%VS9%)，并且请注意，以上仅仅是报备登记在ClinicalTrials官方网站上的临床研究数量，传统意义上讲，其中的大多数为跨国大药厂们报备的并且相对重要临床研究，近几年才开始有小部分本土药企/CRO的项目开始在其上报备登记，所以事实上在中国开展临床研究的数量将远远高于汇总表。单纯从数量的全球占比来看，2006年中国占全球临床的2%业已发展到2013年占全球临床的5%;而从人口学角度分析，中国占全球人口20%，这恰恰还拥有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

笔者认为大可不必悲观的看衰中国临床研究的未来，就好比苹果、谷歌、微软的股价一样，可能会在一短段时期内波动，但是从长远看，因为他们毕竟代表了先进的发展方向，并且也在不断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他们的股价一直在蒸蒸日上。中国的临床研究，是建立在巨大的中国人口基数和医疗需求上的，辅之以支撑的，是高速且相对稳定发展的经济实力。这个进步的趋势是势不可挡的，这是个足以让所有制药企业不可忽视的市场，强如GSK即使渡过了寒冬一般的2013，依然没有敢说撤出中国。所以中国临床研究的未来一定还是会蓬勃发展，并且一定是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1.外企、本土、CRO的多样化的选择：

人民币既往受汇率波动所造成的影响也促使国家在不断深化改革，重点拉动内需的政策将会进一步促进本土优质企业的高速规范化发展。我们能看到很多本土的制药企业开始越来越规范化的运作自己的医学部：例如时至今日的江苏恒瑞医学部已经有了近200人的规模;北京双鹤也已经挖掘出在跨国药企有深厚经验的SCRA来协助运作自己的产品线临床研究;越来越多的本土研究正通过本土CRO/SMO等在全国不断开展等等等等。最重要的是，这些本土的变化，让中国自己的临床研究生态圈开始不再完全依赖于跨国药企;同时，虽然不能说都可以达到，但是确实有很多本土企业的显性待遇已经超过了跨国药企，而至于隐性福利及长线职业规划，本土企业也将能慢慢给市场上的人才给出满意的答复。

2.Operation、Management、Support的多分支的选择：

过去十多年在中国高速进步的临床研究管理水平，培育了很多临床研究的人才，也逐渐让更多的公司开始将临床研究的其他重心偏向中国：比如Pfizer在上海张江的德国中心里，国人早已不单单在负责中国的项目;AstraZeneca设立在上海南京西路的HUB，更是国人开始直接管理亚欧多国的临床研究项目;就连一直采用1.2模式Abbott，其Vascular部门也在中国区成立医学部1年后，就裁撤掉了原本在印度新德里的亚太区医学总部，改为全亚太向上海陆家嘴汇报;NovoNordisk设在北京的医学总部管理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大中华区;即使开始使用FSP模式的Roche，其在上海张江，依然有巍然不动的0期~II期B临床管理团队在负责几乎都不在中国开展的试验。

3.上市前临床、上市后临床、医疗器械/诊断试剂/营养品/食品/化妆品等的跨界选择：

临床法规的逐步出台，也在不断规范化这个行业，例如近期的《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上市后研究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2013年10月24日)、《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2013年11月15日)。事实上，笔者非常看好这两个法规的即将出台：既往在国内，I/II/III期临床对比IV期临床，在各方重视的程度与投入都相差甚远，而药品与器械临床的情况也是天上地下，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从业人员水平的评估与职业发展，由是否参与过上市前临床或药品临床来决定。而随着IV期临床与器械临床的法规出台，提高了相应的研究的水平，也更加拓展了从业者的发展空间并深掘了一片沃土。

对于中国临床研究来说，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阵痛的时代，但无论如何，这是崛起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需要你我一起努力坚持，改善中国的临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