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一些白血病患者为了治病，“冒险”从印度直购当地制药公司生产的低价抗癌药，有人甚至因为大批量购买或者帮助其他病友代购，而遭到刑事起诉。

澎湃新闻对此事独家连续报道后，引发公众关注。

一些澎友也发来了疑问：为何我国患者偏偏要购买印度生产的抗癌药呢?答案很明显：印度生产的药品是仿制药，价格相对低廉，普通百姓能接受得起。比如，同样一盒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的抗癌药，印度生产的“仿制药”，价格仅相当于瑞士诺华“正版药”的百分之一。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印度的制药企业能够生产价格相对低廉的“仿制药”，而在我国却“此路不通”呢?

对此，法律界人士对澎湃新闻解释，这是因为瑞士诺华制药公司的相关药品生产在我国申请了专利。在专利保护期内，我国医药公司不得生产相关“仿制药”。

对专利的特殊保护(在一定期限内保护其垄断利益)，意在鼓励人们进行技术创新，从而向市场提供更多更富有竞争力的创新产品。

不过，在现实中，也有一些专利权人会滥用这种权利。而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同时也为了防止专利权人恣意滥用专利垄断特权，我国法律还对“专利的特权”留下了一条可以变通操作的缝隙，那就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简单来说，“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由政府授予、许可其他企业使用某项专利。这也是世界通用的对专利权限制的规则。

落实到公众关心的抗癌药物的生产这一个案上，从理论上说，哪怕瑞士诺华公司的相关抗癌药物仍在法定专利保护期限内，我国政府也可以出于保护“公共健康的目的”，授权给我国一些药企使用印度诺华的专利技术，生产相关仿制药。

但在现实层面，出于种种考虑，我国政府并没有这么做。不仅如此，我国《专利法》颁布至今30年，未曾实施过一例“专利强制许可”。

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专利部负责人张苏沛对澎湃新闻说：“我认为，既然法律有这个规定(专利强制许可)，却一直没用上，的确是值得商榷的。中国的贫困人口还是有相当大的比例的，仅从生存角度讲，部分医药专利似乎也可考虑实施专利强制许可。”

白血病人群体的此次的联署呼吁，能否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进而借助于该契机，推动国家主管部门对相关国外抗癌药实施专利强制许可，目前仍值得观察。

不过，即便不祭出“专利强制许可”这把利剑，我国药企生产仿制药“格列卫”的最佳时机或也已来临。

据《每日经济新闻》2013年4月报道，瑞士诺华的“格列卫”的化合物专利在2013年到期，它在美国获得了1.5年的专利延长期，但中国并无专利延长的制度，这意味着，格列卫在中国所享有的专利保护，在2013年就已结束。

中国药企是否会像最近纷纷推出“中国版伟哥”一样，推出“中国版格列卫”呢?这就要看中国制药企业与相关主管部门的努力与互动情况了。

不过，针对国内患者蜂拥购买印度仿制抗癌药现象，国务院医改专家组成员(国家卫生部专家组成员)李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假药”流通必须打击，“但不是治本的办法”。

今年11月30日，上海电视台新闻频道《7分之一》栏目在对李玲采访时，李玲说：“老百姓买不起(瑞士)诺华的药，他买印度仿制药就违法。违法有人管，但买不起药的问题(却)没有人替他管。”

对于高价专利药，李玲认为仍有可操作的现实途径予以解决。一个方法是“直接去谈判”，以13亿人的市场进行谈判以换得大幅降低的药价，使普通百姓用得起药;其次就是引进，“应该允许印度仿制药(引进到中国)”。

“我觉得应该是特事特办，进入快速轨道，给老百姓希望。”李玲在采访中呼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