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价格一直是制药行业含糊其辞的敏感话题。在中国，这个问题一样复杂。这时候，我们不妨回头看看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场药品价格听证会。从这件上世纪美国制药业界的大事件中，似乎我们能够重新看待药品价格和药品的关系。

最先在美国注意到药品价格问题的是一对夫妇，一位名叫沃尔顿·汉密尔顿的律师在给妻子买药的时候发现，氯霉素的价格是每片50美分，5天用量的价格是10美元，在当时，10美元相当于现在100美元。

面对高昂的价格，他试图寻找其他可替代药物，但他发现，其他药物价格和氯霉素一样，职业的敏感使得他注意到了药品价格里面可能存在猫腻。毕竟作为前罗斯福政府司法部的反垄断顾问，他意识到也许有价格操纵。

他的妻子艾琳·特尔也非等闲之辈，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工作，主抓反垄断工作。在工作之中，这位女士开始积累这方面的文件和数据，为日后的调查做准备。

1957年，艾琳·特尔向老板提出了调查药品价格垄断的问题。而时任该委员主席的田纳西州参议员埃斯特·科沃夫也对于这一话题感兴趣。

随着国家机器参与进来，由联邦贸易委员会主持的药品价格听证会正式拉开了序幕，当初可能没人想到，这场听证会由于揭开了药品价格虚高的内幕而被载入史册。这场调查对于制药业的影响延续了40年之久。

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已经有不少美国的医生和明智的制药公司高管认为，药品价格应该受到控制。在一个基督教国家，制药公司从哪些被病痛折磨或者濒临死亡的人身上赚取暴利听起来让人很不安。

听证会开始于1959年12月7日上午10点零7分，作为制药业界的代表来出席听证会的美国先灵公司总裁弗朗西斯·布朗成为众矢之的。委员会一举揭开了先灵公司把氢化波尼松以每片17.9美分的价格卖给药剂师，但每个药片的生产、装瓶、贴标签和包装总费用大约不会超过1.5美分的事实。

就像中国的“芦笋片”事件一样，激进的政治家科沃夫直接算出了从1.5美分到17.9美分的利润率，结果是1118%。这样的数字使得国会的记者们很兴奋。第二天就登上了《华盛顿星报》、《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邮报》的头条。

作为制药界的代表，布朗的解释与现在一样，无非是公司的物流成本很高，用于医生教育的钱不可能节省，在研发上还要继续投入等等。但这些理由都被听证会一一驳斥了。科沃夫用了大量数据来证明，制药行业是如何发现、研究、宣传和销售他们的药品，而药品的价格与药品行业的成本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听证会持续了一年，发言的证人达到了150人。美国药品价格全球最高的事实终于得到肯定，根据委员会的调查，同一家公司生产的同一种药品，在美国市场的定价是国外的3-4倍。此外，制药公司通过广告误导大众以及对医生的过度营销也被呈现在公众面漆那。

随着对于价格问题的深入研究，科沃夫发现，问题并不是制药公司赚得太多，而是药品监管不严格，从而造成制药业在药品销售上为所欲为，通过过度包装宣传使得普通的药品可以卖得上高价。

科沃夫在揭开制药业乱象的同时，也开始草拟改革制药业的法案。他提出：“药品商标都要标出一个通用名，及时有商品名也要如此。这样才能使得医生和病人充分了解药品的成分。同时，标明副作用，还要求制药商持有需要定期审核的药品生产证书。最具争议的要求是，在药品上市前，FDA要对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开展科学实验。

这些在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制药业和FDA的支持。更可悲的是，科沃夫的听证会虽然取得了社会的关注和支持。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却因为过去在政治上的过节也选择不支持这一方案。在肯尼迪的暗中反对下，这一方案按照美国参议院的程序给予了“埋葬”。但制药业人士依然深感忧虑，他们希望采取措施挽回自己的声誉。

为了避免科沃夫法案起死回生，制药业草拟了一个“塞子”法案来替代科沃夫的方案。参与埋葬法案的参议员伊斯特兰制订了对制药业友好又没有实质改革措施的法案。在排除科沃夫的情况下，这一法案被通过。

曾经参与这一法案审议的美国健康、教育与福利部的代表罗姆·索诺斯基在日后回忆，制药业毫不让步，他只能尽力使得这一法案在药品立法和监管方面不要退步而已。

科沃夫1年多的努力最终化为泡影，但是，艾琳·特尔们的努力并没有被历史忽略，随着日后震惊世界的“反应停”事件，更彻底的改革使得科沃夫的改革目标全部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