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需求日渐升温，中医药在国家应急和医改中的独特优势逐步显现;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和药业巨头通过立法、认证、中药配方专利化等方式，抢夺中医药标准制定、知识产权和未来市场制高点的意图明显。加快我国中医药发展日益成为关系民族自信、国家安全和国际竞争的战略问题。《经济参考报》记者为此采访中医药专家、主管部门、领军企业，就从战略高度规划发展中医药问题，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采写一组稿件，以飨读者。

当前国家对基层中医药工作思路清晰、方向明确，但中医药发展现状与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而中医药发展中面临的诸多困难，也非中医药一个部门所能解决。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进一步从战略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加大“中医药国十条”落实力度，理顺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真正按照中医药规律来管理和发展中医药。

按国家战略对中医药进行总体规划和布局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课题组执行组长陈其广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就保护和发展中医、西医学习中医等问题做出重要指示，及时纠正有关部门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药的错误做法，使中医药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复兴，并以此解决了数亿中国农民缺医少药的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宜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将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进行总体规划和布局。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说，对中医药、西医药应实行一视同仁的政策。应推动中医药发展成为与西医药同等重要的主流医学，不能以“中西医结合”特别是“中医学习西医”来取代“中西医并重”的大政方针。建议将经典中医药、民间中医药、民族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医药四部分内容共同纳入中医药的范畴，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宝贵财富。

完善中医药立法推动中医药标准制定

当务之急要加快中医药立法进程。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说，中医药是中国的国粹，但迄今我国却没有一部关于中医药的专门立法，一些相关法规条例甚至制约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中医药法》已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草案已报国务院法制办，但推出时间一再推迟，亟待加快立法进程。

加快中医药标准体系建设，对我国中医药发展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全局性意义。广东奇星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光亮认为，自建世界标准是摆脱目前中医药发展困境的重要出路。中医的效果不应由西医来评价，中药不能都按照西方国家标准来研发生产，因为中西方文化和中医药理论体系差异巨大“中医药国际化”正使我国中医药发展逐步陷入追随西方的被动局面。

在医改中进一步发挥中医药作用

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认为，国务院“中医药国十条”出台以来，由于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政策措施，使基层卫生和中医药管理部门在协调相关部门时无上级政策依据支持，中医药参与医改工作进程较为滞后。

刘维忠说，从基层实践看，目前急需的具体政策有：一是希望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出台文件，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中增加中医药服务项目，或者明确9大基本公卫项目中医药服务内容、方法以及所占的服务比例和资金补助比例;二是希望人社部、财政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出台医保中医药报销优惠政策，将中医药适宜技术和取得省级食药部门批号的院内中药制剂列入医保甲类目录管理;三是希望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出台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医药优惠补偿政策，对于基层使用基本药物目录中药品目比例达到一定比例以上的医疗机构，国家补偿标准可上浮若干百分点;四是希望卫生部在中国医疗卫生疾控中心成立中医药防病研究中心，在食品安全与卫生监督局成立中医监督处，规划、指导全国中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中医药执法监督工作;五是希望加强中医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将县级中医院与县级人民医院一并纳入基层卫生体系建设，实行同等待遇。

改革中医药管理体制健全地方中医药机构

健全中医药组织管理体系。陈其广建议，健全中医药组织体系，配齐从中央到省、市、县各个层级的中医药管理机构和人员，解决中医药政策在基层无人落实的问题。

改革中医药教育培养制度，鼓励民间中医发展，夯实基层队伍。改革中医药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建议，实施中医药院校教学改革，不把中医药学生学习外语、西医作为强制性要求。同时，把中医药理论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将《黄帝内经》《针灸大成》《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作为教学重点。

建立师承教育制度，加大对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支持力度。应消除《执业医师法》《中医医院医疗设备配置标准》等法规对中医药发展的限制，废除中医执业必须通过西医和英语考试的相关要求，允许家传、自学、师承的民间中医经过一定认定程序行医、带徒，甚至开办学校。

基层人才队伍建设也亟待加强。全国政协“加强基层中医药能力建设”调研组建议，加大院校培养力度，用3年时间为基层免费、定向、带编培养一批留得下、用得上的中医大专生。对有一技之长的中医药从业人员，通过国家或省级一定程序考核后纳入乡村医生管理。依托县级中医院建立地方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推动一批简单易行、疗效显著的中医药适宜技术。

中医药“西医化“边缘化”趋势未扭转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特别是 2009年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业界称为“中医药国十条”)和2012年《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颁布实施以来，国家对中医药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有了新的提升。但整体而言，中医药被“西医化”“边缘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中医药的发展仍面临较大的困难。

中医药“西医化“边缘化”

据全国政协“加强基层中医药能力建设”调研组2012年的调查，近年来，基层中医药专项投入纵比呈现大幅提高，但从整个卫生投入的横比看，差距越来越大。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说，当前中医药发展面临诸多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等制约，相对西医药而言，中医药发展更显缓慢。

据2011年中医药统计分析报告及有关资料，2011年我国中医机构仅占全国卫生机构的4.01%，中医药人员仅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的6.79%，政府对中医机构财政拨款仅占医疗机构财政拨款的6.36%。医改三年，全国县级中医院和西医院的改造率分别为18%和80%，而在“十二五”后四年卫生规划建设项目中，除县级中医院纳入国家财政支持范围外，省级、地市级中医院基本未予考虑，中医院与西医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课题组执行组长陈其广说，全国3000多家中医院已普遍“西化”，“简、便、廉、验”反而成为中医药发展的劣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05年在对全国3009所中医院开展调查后发现，中药在这些中医院的药品销售总额中，仅占1/3。“如今患者进中医院和西医院没有多大区别，进门也是一堆检查单子。因为根据有关规定，成立中医院必须要配备这些西医设备，而且中医师的收入与医院的经营收入挂钩。医院只有多检查、多收费，才能生存并规避医疗风险，这导致中医院进一步‘西医化’。”

基层服务能力薄弱

据全国政协“加强基层中医药能力建设”调研组2012年的调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普遍存在中医科室条件差、中医诊疗设备配备严重不足的问题。全国仍有 24.4%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3.5%的乡镇卫生院、48 .4%的社区卫生服务站、42 .5%的村卫生室不能提供中医药服务。近年来，中央财政虽然对基层卫生工作投入大量资金，但一些地方在具体执行中央财政项目时未考虑中医药。

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近年来因大力推动中医药发展而闻名全国。他说：“整体而言，国家对中医的投入严重不足。以甘肃省为例，现在中央和省两级政府每年对医疗卫生的投入达到74亿元，其中对中医的投入只有4亿元。”

国宝级中医药专家屈指可数

记者采访发现，在一些地方的村卫生室，中医药服务主要依靠一些祖传师承和“赤脚医生”转化而来的乡村医生，这批人即将面临自然“淘汰”。而中医药大中专毕业生在基层非常少，高水平中医药人才下不去、留不住。一些方法独特、疗效显著、深受群众欢迎的民间中医又拿不到合法行医资格。

“中医最大的危机是后继无人。我国著名中医人数已从上世纪80年代5000多人骤减至现在不足500名。未来中国人想看高水平的中医可能越来越难。”《中医大趋势》作者、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毛嘉陵说。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说，现在普遍存在中医药学院的学生看不懂古医书，把阅读中医学经典视为畏途的现象。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基本上是l/3时间学英语、l/3时间学西医，剩下的1/3时间才是学中医。“西医不精、中医不会”成为中医院校毕业生的真实写照。

“中西医并重”方针未落实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中医药被“边缘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部分专家和中医药界人士认为，关键在于中央确定的“中西医并重”的大政方针并未得到有效贯彻落实，现实中仍存在着大量不符合中医药规律甚至带有歧视性的法规、政策、制度，而中医药管理部门受体制所限，贯彻落实相关政策困难重重。

“中西医并重”未有效执行

洪虎说，“中西医并重”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方针，但在实践中并未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实际工作中大量“重西轻中”“削中适西”“以西代中”的意识和做法，事实上将中医置于辅助、补充医学的地位。

洪虎说，当前在中医药管理方面仍存在四大认识误区：一是想发展中医，但用西医的路子和办法，结果违背了中医药发展规律，收效甚微，甚至南辕北辙，客观上延缓和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二是认为西医是现代医学，中医属于传统医学，最终要退出历史舞台。三是由于现行一些管理体制的束缚和医疗卫生政策的限制，中医的特点和优势发挥不出来，就认为中医作用不大。四是少数人认为中医不科学，疗效不确切，治不了病，甚至将一些假冒伪劣中医药的账都算到中医药学头上。

陈其广认为，“中西医并重”之所以沦为一个口号，根源在于政策执行上出现偏差，用“中西医结合”替代“中西医并重”，并将“中西医结合”的内容从“倡导西医学习中医”变成“要求中医必须学习西医”，进而演变为“要创造一种兼容中西医的新医药学”。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西医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变为用西医审视中医、管理中医、改造中医。

“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亦存在较大误导，加速了中医的“西化”。用所谓国际标准改造中医，要求中医取得西医的认可，实际上是放弃了中国对中医药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权。

部分法规政策束缚中医药发展

洪虎认为，目前我国的中医药管理体制没有理顺，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很好地按照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管理中医药。

2012年6月，全国政协“加强基层中医药能力建设”调研组在调研中发现，“中医药国十条”以及深化医改的相关文件提出的很多政策都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如“将农村一技之长中医人员纳入乡村医生管理”，各地均未实施。只有很少的中医医疗项目和中药制剂能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有的地方甚至不予报销;中医医疗服务收费项目少、收费低。在村卫生室针灸、拔罐、刮痧等中医适宜技术甚至无法收费。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基层医务人员提供中医药服务的积极性。

一些专家和业内人士反映，当前在各种具体法规、政策、制度、措施中，都存在不符合中医药规律甚至带有歧视性的规定，阻碍和束缚了中医药的发展，如用西医的标准考录中医执业医师，按照西医医院的模式审批中医院，用西药的理论、标准和方法来评审中药等。

体制不健全导致“好政策难落地”

中医药管理体制不健全是导致相关政策在基层难以落实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中医药管理职能薄弱，机构设置堪称“高位截瘫”，地级市和县级中医药管理力量薄弱甚至缺失。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桑滨生介绍，全国只有15个省区市设立了副厅级中医药管理局;全国280多个地级市中仅有54个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不少地级市连中医科也没有;许多县甚至没有专人负责中医药工作。中医药管理机构在省级以下就“断了腿”，导致相关政策措施很难贯彻落实到基层。中医药产业是中医药事业的支撑，但目前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职能过弱，管理权限难以涉及到产业。2012年8月，民革中央在相关调研中认为，目前中医药产业存在多头管理、缺乏统筹协调的情况，不利于中医药产业的发展，也影响中医药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