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药物制度在农村基层未实现原有政策设计，只有44.8%的村医表示获得了零差率补偿;在现有资源下，难以充分走访，为村民建立标准健康档案

实行新医改基本药物制度后，村卫生室病人流失严重，政府财政补贴不到位，村医收入水平显著下降，生存状态堪忧。中国社科院3月31日发布的一份村医调查报告，显示上述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于2011年9月通过互联网开展了“中国乡村医生生存状况调查”。该调查历时一个月，共计回收问卷3409份，有效问卷500-1900份(分问题统计)，最后形成了这份《新医改背景下的村医生存与工作状况调查报告》。

基药走形

这份报告显示，基本药物制度在农村基层未实现原有政策设计和目的。

报告显示，1156个样本中，村卫生室纳入新农合的仅有62.6%，平均报销比例为45.9%。而实行基药后，村医过去习惯使用的药品中约有42.5%未被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当村民在卫生室和在个体诊所、零售药店买药一样享受不到报销优惠，且在卫生室药品种类又有限制时，患者很自然地流向个体诊所、零售药店或更高一级的医疗机构等可以销售非基本药物的机构。

这样，一些原本在村卫生室花几块钱就可以治好的小病，到了县医院，往往花费上百。报告指出，不论从安全还是便捷的角度，患者负担没有明显降低或受益很小，而村卫生室作为三级防保网的网底作用却被大大削弱，基本药物制度引导合理用药、有效控制医药费用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同时，基药“零差价”后，按政策设计，村医的收入将由药品利润、医疗服务收入和财政补贴(主要是公共卫生财政拨款)，转向医疗服务收入和财政补贴(包括公共卫生财政拨款和零差率补偿)。但调查显示，财政补偿资金不到位，只有44.8%的村医表示获得了零差率补偿。在乡村一体化管理体制下，每人25元的公共卫生经费又被层层截留，最后到达村医手中的有限，且不能按时到位，导致村医收入锐减。

报告显示，“零差价”制度实施后，98.2%的村卫生室收入下降，平均下降幅度达50.3%。

于是，在正式规则之外，部分村卫生室又发展出一个兜售非基药的隐性药房。对此，社科院研究员朱恒鹏表示，“为何要让村医收入处于灰色地带，而不让他们赚取正当收入呢?”

健康档案能否为健康存档?

而新医改的另一项任务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在农村执行中也问题重重，最直接的问题是村医时间和精力分配上的不现实。

“善医行乡村医生培训项目”发起人刘凤梅表示，建档工作随访量大，耗时长，如果按照要求建立一个标准的健康档案，要花费半天时间。这对于还有繁重日常医务的村医来说，是不现实的。而这个档案登录系统又是封闭的，志愿者无法直接介入，发挥作用有限。

并且，由于在设计上部分地区对一定人口患慢性病精神病、精神病等的数量有比例划定，导致在实践中出现硬凑数的造假情况。一些村医表示，为了凑数，只好把自己的亲戚都算成精神病了。

报告显示，新医改后，村医公共卫生任务重，工作强度显著增加，平均每月休息时间为0.39天。平均每名村医承担1328人的建档任务，每天建立13份健康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