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药研发的现状是社会高度重视的，但新药研发仍困难重重，研发速度并未加快，技术难度不断提高，新药研发模式亟待改变。”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副所长杜冠华在第五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上表示。

确实，与3年前新药物产品研发线健康而旺盛的状况相比，目前制药业的景象不容乐观。虽然制药公司和生物科技公司确实有众多项目正在开发中，但是，与几年前的辉煌岁月相比，处于研发中的新药数量依然持续低迷。

据纽约证券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1998~2008年，处于研发中的药品产品数量大幅上升，从约950只增加到近1450只，但是截止至2009年12月，这一数据已经下降到不足1250只。

与此同时，制药公司提交新药申请的药物数量也在下降，从2009年的160只减少到了2010年初的125只，而更为糟糕的是，临床前试验项目的数量从2005年250个这一峰值，随后在2010年第一季度暴跌到只有60个。

面对国际新药研发的现状，杜冠华认为，反向思考目前面临的研发困境，即可发现新药研发的转机，国内同样如此。

寻找新模式

新药研发自始至终都遵循着自身规律在提高和前进，从美国FDA批准新药的数字上可以看出，从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20多个，到后来的30~40个，此后又持续在每年20个左右徘徊。

杜冠华认为，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大量新技术的应用、高额研发资金的投入、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大批新思想的指导、众多研究人员的参与，结果并没有增加新药的数量，其原因非常值得探讨和深思。

也有业内人士指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曾有部分中国药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成原始积累成长起来。然而，当时的时代背景已很难再现。传统药物发现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社会的要求。因此，必须寻找新的模式来实现未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需求和规模效应。

生物医药产业是所有产业中研发投入最大、又较多受制于药品注册管理法和药品专利法的一个十分特殊的产业，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和长周期等特点。过去 10年，CRO(合同研究组织)的高速发展促进了研发水平的提升，但在技术与产品创新上仍没有根本改变，跨国药企产品仍占据中国医疗市场利润的高端。

深圳市微芯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裁鲁先平认为，改变“以药养医”体制、建立规范的临床用药和治疗途径，都是支撑产业转型的迫切需求。

“培养出具有独立科学研究精神的研究型临床医生，并且用制度的力量提升他们积极参与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的意愿，迫在眉睫。” 鲁先平说。

转型要创新

从国际发展趋势来看，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将是创新药物研发，从FDA历年批准的新药构成看，新分子体(NME)占据70%以上，新生物药成为药企申报的热门领域，2010年有20个NCE获FDA批准上市。

当前，国际上药物研究的竞争，主要集中体现在药物靶点的研究上。一般而言，药物作用的新靶点一旦被发现，往往会成为一系列新药发现的突破口。新的药物靶点对于药物研究、制药企业至关重要，甚至有“一个靶点成就一个产业”的说法。

研究人士指出，在研发产品链建立过程中有几个关键环节：一是优先与优化，即靶点和先导化合物选择与确定;二是在分子药理与毒理的预测下，进行早期综合评价及选择，提高开发的成功率;三是在转化医学与药物基因组学指导下的患者分层。其中，靶点依然是被关注的焦点之一。

杜冠华对药物靶点给出了这样的定义：药物靶点是能够与特定药物特异性结合并产生治疗疾病作用或调节生理功能作用的生物大分子或生物分子结构;对物质的结构产生生物效应，在复杂调节过程或作为通路中具有主导作用;病理条件下对物质的表达、活性、结构或特性可以发生改变。

杜冠华认为，目前人类已发现的靶点停滞在500个左右，新靶点发现和确认的周期动辄就是三五年。作为一个年轻领域，靶点药物开发还需要更多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技术的介入。

在杜冠华看来，高通量药物筛选逐渐成为目前药物发现的重要模式之一。该模式符合药物发现的规律，是基于靶点的药物发现，技术已成熟，应用广泛。其具体评价，可以积累资料，形成资源，从而谋求长期发展积累。他表示，通过网络药理学的研究，在理解“疾病表型—基因—靶点—药物”相互作用网络的基础上，通过网络分析，来观察药物对病理网络的干预与影响，从而使所研发的新药更接近于疾病的实际情况，提高研发的成功率。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陈宇综认为，由于生命和疾病涉及到多基因、多通路、多途径的分子功能网络相互作用的过程，尤其是肿瘤、糖尿病、中枢神经等疾病受多基因网络调控，仅瞄准单一靶标不易有效抑制疾病。

鲁先平也强调，随着生命科学及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创新药物研发已经从“泛泛合成，普遍筛选”的简单模式，发展为“分子机理研究→靶点确认→分子设计→先导化合物合成→药理研究→早期评估”相结合的围绕先导化合物的筛选、优化、评估的崭新研究途径。

同时，如何在药物研发早期及体外药理学研究阶段便对具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开展临床有效性、潜在毒副性的有效预测，从而降低先导化合物后期研发风险，仍是新药创制者最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