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引发人们的深刻思考。作为占医疗机构总用量42%之多的抗生素，在守护人类生命、抑制感染方面一直饰演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由于诸多因素造成的滥用也让抗生素这“守护者”形象蒙上一层阴影。

抗生素的滥用和人们对耐药性的忽视正在中国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当前很多企业多把目光集中在治疗成本较高的疾病领域，但对真正造成大面积死亡的传染性疾病却有失激情，长此以往，由此引发的问题已经到了关乎民族繁衍的程度。随着“非典”、“超级细菌”的发生，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抗生素命题，但却至今没能推出良策。

究竟抗生素研发该剑指何方?医生如何处方?患者怎样提升自我药疗水平?政府部门如何引导，面对这些系统问题，作为专业媒体，本报将以“求解未来—— 中国抗生素行业映像”为主题，以事件参与者映像为核心，在国家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的背景下，系列报道中国抗生素行业演变，反思抗生素滥用的现状，结合国内外产业环境，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就抗生素全产业链进行系统探讨，并寻求应对新的销售变革之策。

50余年过去了，国内抗生素行业风云变幻，面对未来，抗生素行业该何去何从，答案依然在求索中。

美国学者哈丁曾设置过这样的场景：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有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够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会使草场的质量下降。试想如果每个牧民都想多养羊，结果是公用牧场会出现无草可吃的尴尬。这一典故，与时下抗生素行业十分对景。就抗菌素产业而言，谁在照料这片“公地”?

目前不少国家和地区正面临着抗菌药物的生态压力。尤其是一向在抗生素使用进行严格管理的欧洲也出现了“超级细菌”，这让位于瑞典的欧盟疾病防控中心异常不平静，而就在含有NDM1酶的“超级细菌”向各地蔓延时，抗菌药物的心力不足引起全球大讨论。可以说，过度使用和滥用抗生素及人们对耐药性的“十年忽视”，正是导致抗菌素耐药的直接原因。基于此，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宣布，将2011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确定为“控制抗菌素耐药性”。中国作为抗生素生产、消费第一大国，隐藏在其背后的中国式矛盾日渐引起思考。

增长的烦恼

从1940年青霉素开始用于临床算起，几十年来，它挽救了数以千百万计的生命，青霉素的功绩可谓抗生素为人类所作贡献的缩影。然而，伴随着这种“大善”，种种“噩运”也接踵而至。在充分肯定抗生素作用的同时，被视为抗击细菌感染的克星——抗生素的滥用也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伤痛。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也就是青霉素刚刚使用10多年之后，欧美曾发生过一场耐药性的金葡菌大流行。近年，大规模的细菌感染潮虽然没有发生，但“非典”、“禽流感”危害局部地区和一定规模群体的事件此起彼伏，频频出现无药可用的尴尬。

“耐药菌的出现是人类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直接后果，并且细菌产生耐药性的速度远远快于抗生素新药开发的速度。”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范围内的调查显示，住院患者使用抗生素的约占30%，而我国却占80%～90%，集中使用广谱抗生素的占58%，门诊感冒患者使用抗生素达75%，大大超过了已经很不正常的国际平均水平。据统计，中国抗生素人均年消费量在138克左右，是美国的10倍。由于现在对细菌没有比较好的快速检测办法，使得医生在门诊用药时，为了预防手术继发感染而大量使用抗生素。另一方面，患者主动要求用抗生素，种种因素导致抗生素滥用严重。但是，我国抗生素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酶法生产氨苄西林、阿莫西林、头孢氨苄等，亟待加快技术创新，以尽快提升中国抗生素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式蜕变

就在人们疲于应对大规模传染病时，医学界也开始反思抗生素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创新的迫切性把人们的目光带回了19世纪40年代。

追溯抗生素命运的演化历程，首先得从英国微生物学家弗莱明发明青霉素说起。沿着他身上连接的隐秘时间线轴向前追溯。在1928年的夏天，弗莱明一个意外的发现谁能想到竟改变了整个世界。当时，他看见一个与空气意外接触过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培养皿中长出了一团青绿色霉菌。在用显微镜观察时发现，霉菌周围的葡萄球菌菌落已被溶解，这意味着霉菌的某种分泌物能抑制葡萄球菌。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惊喜：会不会是这些葡萄球菌被某种霉菌杀死了呢?此后的鉴定表明，上述霉菌为点青霉菌。此后，这种抑菌物质被称为青霉素。

遗憾的是，弗莱明一直未能找到提取高纯度青霉素的方法。1939年他将菌种提供给准备系统研究青霉素的英国病理学家弗洛里和生物化学家钱恩。后来经过反复实验，终于解决了提纯问题并完成了临床效用研究。这是20世纪医学界最伟大的创举，因此，1945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因“发现青霉素及其临床效用”共同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在这些研究成果的推动下，美国礼来开始对青霉素进行大批量生产。二战期间，欧洲战场上无数伤员因伤口感染化脓而死亡，青霉素的出现很快轰动了整个欧洲，很多人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去换取比黄金还贵的盘尼西林。自1941年青霉素应用于临床后，人们相继发现了上万种抗生素，有200余种抗生素应用于临床。可以说，抗生素的使用史也是一部细菌的变异史。

回顾抗生素的研制足迹，几乎能触摸到中国抗生素产业前进的脉搏。

解放初期，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把抗生素作为战备物资实行禁运。当时正是世界各国抗生素研究和生产的黄金时期，而国内却极度缺乏抗生素药品，在这紧要关头，自主研发抗生素的重任摆在行业面前。

“当时还是革初期，我在四川医学院(现华西医科大)任职时，突然接到任务：参与我国抗生素自主研发工作。当时，作为国家抗生素临床研究基地最年轻的负责人，除了负责日常医疗工作外，几乎是没日没夜地在研究室攻关，几个月下来，从菌种、菌株的培养、发酵到生产，经过大量的研究和临床试验，终于研制出了我们自己的抗生素。”记者在对中国抗生素发展历程的追溯时，曾参与过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抗生素药物的殷大奎回忆起那段历史时仍在言语之中流露出兴奋。

他还盛情地邀请记者，日后有机会就中国自己的抗菌药物研制经历做更深的交流，“因为三言两语并不足以表达抗菌药物当时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当时，各界都不由自主地为之而欢呼。为了给这个特殊的新成果命名，当时十几个主创人员在上海进行了头脑风暴，“反帝霉素”、“争光霉素”等很多名字被列了出来，最后，考虑到1969年“九大”即将召开，才商定叫做“庆大霉素”。殷大奎说，就这个命名就值得讲几个小时，这里面故事太多，承载的梦也很多。

的确，我国抗生素药物从无到有，由单谱到广谱，由初级到高级，大家熟知的青霉素、头孢霉素、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一步一步对感染性疾病立下汗马功劳。1951年4月我国第一支国产青霉素针剂试制成功，成为国内抗生素工业的发端。

为了这个梦想，后来留美归国的童村和远在国外的蔡聿彪、许文思等人都纷纷加入艰难曲折的青霉素国产化之路。那时，生产青霉素的发酵设备结构复杂，发酵过程还极易染上杂菌，技术问题很多。在童村看来，生产自己的青霉素是在多次失败中爬起来的，1953年5月，在国内自行研制的1500加仑发酵罐中，第一批国产青霉素生产出来，揭开了中国生产抗生素的历史，盘尼西林依靠国外进口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但凡参与者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似乎很为自己的工作自豪。

庆大霉素的发现，将我国抗生素研究、生产推向一个崭新阶段。通过数十年的完善，氯霉素、土霉素、四环素等抗生素不断产生，增强了人类治疗传染性疾病的能力。没想到的是，“超级细菌”的出现使人们再次面临大规模的传染病威胁。

抗菌当自强

自去年开始，我国抗生素进入新一轮扩产潮，目前国内众多企业开始集中扩产：我国抗生素产业正在全球争取更多市场份额，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并向下游高附加值产品延伸，这正是当前我国抗生素行业亟待解决的发展命题。

不过，今天抗生素的“公地悲剧”，不光是开处方的医生需要反思，更重要的是上游的研发机构、生产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的集体反思。针对抗生素频频被曝滥用的问题，国家将对抗生素实行分级管理。但是，殷大奎却说，抗生素的发展需要全产业链的重新规划，医生如何处方、患者如何提升自我药疗水平、研发如何创新产品、政府部门如何从国家战略安全的角度，引导产业发展而不是一味在终端限制使用。

当然，这过程会有阵痛，但这是利在后代的事业。他希望扛起抗生素发展大旗的后继者能懂得：他们的奉献是值得，抗生素行业要敢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