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抗菌素滥用的严峻事实，国家很有必要进行限制，但治理抗菌素滥用问题应该注意“平衡”

在“史上最严”抗菌药治理行动之下，有关新型抗菌药研发的进程也正受牵连。由于药品销售急速萎缩，以抗菌药物为主营业务的药企利润大幅下滑，本来就对新药研发动力不足的药企似乎更失去了研发新型抗菌药的兴趣和能力。

滥用抗菌药导致的一个最严重后果，就是细菌的耐药性迅速提高和播散。换句话说，药品使用越多，细菌抵抗药物的能力越强，传播越快。

例如导致尿路感染、腹腔感染的大肠埃希氏，目前对头孢、环丙沙星等常用抗生素的耐药性不断提高。如果不出现新的抗生素药品，此类疾病治愈难度就会增大。

“抗生素滥用是导致细菌耐药性泛滥和传播的罪魁祸首。合理使用抗生素是降低细菌耐药性发生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但是，抵御耐药菌的泛滥和传播必须加快新型抗菌药物的发现和应用。” 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副院长陈代杰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只有双管齐下才能有效控制日趋严重的耐药菌的泛滥和传播。”

严整“风暴”来袭

“以前公司的主要产品是抗生素，而现在一些新批的产品很难进入医院销售，抗菌药的销售可谓困难重重。”南京优科生物医药研究有限公司总经理晁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基于抗菌药滥用的严峻事实，2011年以来，中国掀起了一场针对抗菌药滥用的整治风暴。

当年5月16日，卫生部出台了《2011年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对抗菌药物的使用“限品种、限用量、限级别”，这被医药界称为“史上最严的抗菌药滥用整治”。

紧跟而来的是一记“重拳”。5月下旬和8月，卫生部又公布两稿《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明确了医疗机构的负责人是抗菌药物使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更为严格的是，《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中规定：三级医院购进的品种不能超过50种，二级医院不能超过35种。这在网络上被称作“史上最严的抗菌药管理办法”。

它“一刀”切掉了大半个抗菌药市场：目前三级医院临床常用的抗菌药大约100种，二级医院有七八十种。

加之卫生部开展全国性的督导检查活动，2011年国内抗菌素销售急剧下降。上海医院处方分析系统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季度，抗生素处方金额季度同比呈现明显下降。其中，三级医院抗菌药物处方金额从第一季度的9000万元下降到第三季度的6000万元。

自2012年3月6日起，新一轮的整治行动再次打响，“限用令”范围从普通公立医院扩大到专科医院。抗生素原料药和成品药企业的生存环境势必更难。

晁阳说，新型抗菌药的研发投入巨大，一个三类药品少说需要500万元到1000万元，完全创新的一类药需要5000万元到1亿元人民币绝不夸张。

另外一位业内人士则表示，目前不少企业都压缩了抗菌药物的生产，或转向其他药品，更不需说巨额的研发投资了。

这样，政府经费会是它最好的未来选择吗?

市场驱动力不足

在陈代杰看来，新型抗菌药研发与细菌耐药性之间的斗争，贯穿了抗菌药的发展历史。例如以青霉素为代表的抗生素的发现和应用，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5年以上，

2010年底，欧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报告说，欧盟每年大约有40万人感染耐药性细菌，并导致2.5万人死亡。中国卫生部的保守数字是8万。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医院抗菌药物的品种和使用量的限制可能只是控制细菌耐药性泛滥和发展的‘冰山一角’，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合理用药’。”陈代杰提出。

不过，最令陈代杰担忧的还是，“制药企业可能会受到这种简单限制，而放弃对新型抗菌药研发的积极性，这对抗菌药的研发影响才是深远的。”

据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杨玉社向本刊介绍，我国抗菌药一直以仿制西方过了专利保护期的药品为主，自主研发的产品极少。建国以来，自主研发的抗菌新药总共不超过三四种。

除了起步晚，造成上述情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型抗菌药研发的市场驱动力不足。陈代杰分析说：“抗菌药治疗周期一般是7天到20多天，这与药价高昂、需要长期用药的糖尿病、心血管、肿瘤是不能比的。”

杨玉社说：“新药上市，内外资企业定价有别，外资享受优待政策也是限制民族抗菌新药产业的因素。目前中国医药企业已经能够生产绝大部分国际上的非专利抗菌药物，但对于部分高端抗耐药菌，由于产品质量和临床应用量不大、制备工艺难度极大的缘故，在内外有别的政策影响下，这些产品长期以来或是其主要市场份额被外资企业产品所垄断。”比如，目前临床上对大多数耐药菌感染有效的一些重要品种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基本上为外资产品。

“十一五”之后，国家开始加强对创新药研发的重视，专门设立了“‘十一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但目前还没有针对新型抗菌药的重大专题。

庞大的市场本来是企业支持中国新型抗菌药研发的主要动力之一。如今，新药研发刚刚起步的制药企业，对新型抗菌药物研发的信心正遇到挑战。

不平衡的目录

从国际上看，情况也不容乐观。自2000年至今，全球仅有十几个新型抗菌药上市，真正新作用机制的抗菌药物寥寥无几。世界医药巨头中也仅有葛兰素史克和阿斯利康拥有少数几个有希望量产的抗生素项目，这直接导致了世界性的抗菌药物后续产品告急。

陈代杰介绍，与国内药企一样，新型抗菌药物的研发周期和风险，也是近几年国际巨头放弃新型抗菌药的主要原因之一。

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曾忧心忡忡地称，“目前这些抗菌药对进化的耐药性疾病已经无效”，并呼吁各国寻找新药。

多位受访者认为，基于中国抗菌素滥用的严峻事实，国家很有必要进行限制，同时治理抗菌素滥用问题也应该注意“平衡”。

较新的抗菌药对于耐药性的作用显然优于先前第一代品种，而在此轮治理中还没有得到体现。

比如，在目前的初始药品管理目录中，多为该类产品中第一代或第二代型号，耐药性已经比较明显。

晁阳也认为：“合理用药不是简单地减少品种、用量。一些临床药品已经存在较为严重的耐药问题，再用可能会加重耐药的程度;也有些药品可以很好地解决耐药问题，但它至少暂时还不在名单里，使得耐药菌继续肆虐。用药的有效剂量不够，同样会令细菌苟延残喘并最终演变为耐药菌。”

研究了30多年抗菌药的陈代杰说：“由于抗菌药物使用种类大幅减少，这有可能导致细菌耐药性模式的改变，甚至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需要科学方法加以监测。”

此外，与市场直接接触的晁阳仍心存疑虑的是：“部分抗菌药的销售量是否真的降低，可能还需要有关部门进行监测和研究。”

2011年10月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结束后，迟迟未能正式发布。围绕其中药品管理目录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

晁阳建议：“应设立一个科学、合理、规范的使用规范和销售渠道，作一个长期稳定的新型抗菌药战略规划引导和支持企业。企业也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个上下同心、多管齐下、持之以恒的事。”

为改变医药巨头们裹足不前、抗耐药菌药物告急的局面，美国于2011年6月把抗菌药研发专门写进法律，加速了抗生素审评，还有望延长专利独占期。

“我们国家在‘十二五’的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中，可以设立抗耐药菌创新药物研发的专题，以产学研联盟的形式，遴选已有‘苗头’的候选药物，集中力量进行研发。”陈代杰建议。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有必要利用举国机制，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抗耐药菌创新药物研发队伍，以确保持续创新能力，不断提供疗效更好的抗耐药菌新品种。

他说：“要清醒地认识到，开发新型抗菌药才是应对耐药菌的永恒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