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术在跨境交易领域正在上演一轮新交锋。
先是10月16日,商务部、科技部就修订《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公开征求意见,拟新增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光伏三个领域40项技术。其中,生物医药涉及细胞和基因治疗、小核酸药、病原微生物等5项技术,技术所有权向境外转让、境内技术授权境外使用,以及境内技术所有权人或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境外主体等情形,均被纳入出口前登记范围。
仅仅六天后,美国也出“牌”了。
10月22日,特朗普政府在今年2月《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提出的对华生物技术投资限制方向落地,美国财政部发布拟议规则制定通知(NPRM),落实《综合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COINS Act),并首次将“生物技术”正式加入美国对外投资安全监管的敏感技术领域。
紧接着10月23日,我国外交部回应,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经贸投资活动人为设限“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一场新的游戏开始了。
风暴的起点,其实是美国财政部10月22日发布的一份拟议规则制定通知(NPRM)。
表面上看,这只是为了落实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的《COINS法案》,是对“对外投资安全计划”(OISP)的一次例行修订。尽管目前尚处于公开征求意见阶段(截止2026年12月7日),但生物医药圈却已经感受到了迎面吹来的凛冽寒意。
真正引起生物医药行业关注的,是监管边界被进一步扩大。
过去,美国监管资本出海的红线,死死盯在半导体、量子信息和人工智能等传统“三大件”上。而这一次,美方正式切入了一个全新的敏感地带——生物技术。
新规拟将相关投资划分为“禁止交易”和“须申报交易”两类,涉及前者,美国投资者不得参与;涉及后者,则必须向财政部申报。
不仅如此,受限制的并不只是在过去“制裁”措施中,生物制造设施和设备、脑机接口、生物测序、生物信息学工具、自动化科研设备等“常客”,这回还波及到了利用生物系统开发、生产或改造的部分药物,包括小分子、疫苗、细胞与基因治疗、单克隆抗体及其他重组治疗性蛋白。
规则的杀伤力同样不可小觑,违反规定的交易不仅面临高额民事处罚,美财政部更拥有强制“清算退出”的权力。
当然,这并非一场毫无预警的骤雨,而是一场酝酿已久的风暴。
如果说此次美国财政部新规是一条新的投资红线,那么在此之前,针对中国生物技术的围堵,早已层层递进、步步紧逼,限制的靶心也不断前移:最先锁定CXO与供应链,继而蔓延到创新药License-out、临床数据、境内临床试验,如今刀锋直指“美国资本获取中国生物技术企业股权与控制权”的行为、联合开发,以及NewCo、Co-Co这类深度绑定的跨境BD模式。
第一刀,众所周知的砍向了以药明系、华大系为代表的CXO和供应链公司。
2024年,美国《生物安全法案》将药明康德、药明生物、华大集团等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推到“国家安全”审查上。此后限制不断强化,2026年6月,美国国防部又将药明康德列入1260H“中国军事公司”名单,美国国会议员甚至公开呼吁美国企业停止与相关中国公司合作。
在此过程中,资本市场也一次次吞下地缘博弈的苦果。《生物安全法案》最初出现时,药明系曾连遭抛售,药明生物曾单日下跌超过18%,并数次拖累整个CXO板块“飘红”。
但这一轮封锁,其实没能拦住中国创新药出海的势头。在美国视角里,中国生物技术产业正迅速崛起、大举反攻。2025年,中国创新药BD全面爆发,公开披露交易总金额由2024年的519亿美元飙升至1357亿美元,增长超过一倍,首付款合计约70亿美元。美国药企更是最核心的买方,有外媒统计,当年美国药企对外引进管线的交易里,来自中国的标的占据相当份额。
于是第二刀接踵而至。不仅针对BD,更开始瞄准中国创新药从临床研发、数据生成到对外授权的整条输出链。
2026年6月30日,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宣布调查默沙东、艾伯维、礼来、辉瑞和BMS五家美国MNC在中国开展的临床试验,要求其披露尽职调查、数据保护及试验中心情况。委员会甚至将部分中国临床试验直接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担忧美国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临床数据和研发能力向中国转移。
事实上,早在2025年9月,美国政府就曾被曝讨论限制中国创新药交易,加强对美国药企购买中国实验性药物权益的审查,并提高中国临床试验数据进入美国监管体系的门槛。消息传出后,恒生生物科技指数盘中一度下跌8.6%,翰森制药、石药等公司股价大幅下挫。
这一轮下跌与两年前已经完全不同。彼时,辉瑞刚刚以12.5亿美元首付款拿下三生制药PD-1/VEGF双抗SSGJ-707海外权益,并额外投资1亿美元入股三生;中国创新药已经从MNC管线的补充来源,逐渐变成全球研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美国围绕中国BD的争论进一步白热化。5月,有议员要求将生物技术纳入COINS限制范围;6月2日,《生物技术投资国家安全法案》(BINSA)草案提出,辉瑞和BMS甚至被直接点名正在与中国Biotech进行“危险交易”。仅数周前,BMS刚与恒瑞围绕13个早期项目达成潜在总额152亿美元的战略合作。
撕裂的矛盾也由此浮出水面:一部分声音担心美国MNC将巨额资金投入中国创新药,挤压本土Biotech融资和BD机会;另一边却认为,限制中国药物并不能让美国Biotech重新变强,反而可能切断美国药企越来越重要的创新来源。前FDA局长Scott Gottlieb就曾警告,限制中国药物引进可能引发IP“军备竞赛”,最终伤害美国患者和产业本身。
争议甚至进一步蔓延到了临床数据。今年8月,有美国议员要求FDA限制未经近期现场检查的中国临床试验数据用于美国新药申报。
而如今的第三刀,则开始盯上交易中的“股权关系”。
BINSA的范围已经不只是传统License-out,还涉及合资企业、股权投资及部分知识产权和技术合作。由此,近年来快速兴起的NewCo、Co-Co模式开始进入风险区:尤其是NewCo,中国药企通常既输出资产,又持有新设海外公司的股权,再由美国VC或产业资本继续投入资金,恰好落在药物授权与资本投资的交叉地带。
虽然此次美财政部NPRM最终仍给单纯药品许可留下了空间,但反对声已经出现。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组织BIO当天就警告,监管过宽可能制造投资和创新不确定性,反而削弱美国自身的生物技术竞争力。
不过,这也可以看到美国面对中国生物技术强势崛起时的巨大矛盾:一方面,中国创新药输出越快,美国对产业空心化和技术依赖的担忧越强;另一方面,美国MNC已经越来越难绕开中国这一全球创新药源头。
文章内容来自E药经理人,流程工业整理编辑,责任编辑:邵丽竹,审核人: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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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丽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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