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品审批“大塞车”

　　审批进度“慢”、效率低，致使我国许多新药被堵在审批路上。

　　“抗癌新药要去美国、印度才能买到，这在中国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总部位于瑞士的制药公司诺华CEO江慕忠曾笑叹，而这一现象正折射出中国药品审评慢、积压多、审批难的痼疾。“可谓一药功成万骨枯。”

　　药品审批是全球各国普遍实行的药物监督管理制度，在中国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食药监总局”)负责。

　　但因为审批时间长、程序冗杂，我国药品审批制度一直备受诟病。

　　为新药批准文号等过16年

　　2015年年8月1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发布当天，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吴浈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目前中国药品审评积压仍旧严重，待评审药品达21000件，尽管国家已经提高了药品标准和质量认证水平，但“药品标准不够高，管理方式比较落后，审评审批体制不顺，机制不合理”等问题依然突出。

　　“以目前的审评速度，中国患者要吃上已经研发好的药，光拿批准文号我们等过16年。”这段经历始终是程增江心头的阴霾，“实在太慢了!”

　　程增江是一家药品研发机构的负责人。而像这样对中国新药审批慢的不满情绪，在药品行业早已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

　　在中国，新药审批主要分为两个流程，即新药临床试验审批和新药生产审批。

　　根据食药监总局公开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1.1类新药、3.1类新药及6类新药的平均审评时间为42个月、42个月和25个月，申报临床的平均审评时间为14个月、28个月和28个月。

　　相同情况下，2003年至2013年间，美国、欧盟、日本新药申报生产获批时间依次为304天、459天和487天。

　　为改变审批速度难题，2007年，食药监总局发布《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对每个审批环节的时限作出规定，其中，新药临床试验审批的时间不得超过90天，新药生产审批需要150天的技术审评。

　　“但在实际操作中，被拖个几年再正常不过。”程增江介绍称，因为审批时限是从开始处理材料起算，“但是什么时候处理材料，就要看食药监局的安排了。”

　　而拿到新药临床试验批文，对于药企来说，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新药生产审批的批文耗时会更久。”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上海市科协主席陈凯先对此直言，“我们现在一个药要上临床，实验室做完后，要拿到医院去使用、评价，从一期到三期临床，这个过程每期都要审批一次。”

　　与此同时，在他面前，每天都有大量恶性肿瘤病人死亡，但或许能够挽回他们生命的新药却还在审批的路上。

　　“美国前几年有一个治疗黑色素瘤的药物，只用了三个半月就审批完成，而这在国内目前还无法实现。”陈凯先对此始终无法释怀，“我们从2005年开始做的动物实验，到现在还在二期临床阶段。”而在他的预计里，这一新药至少要在2017年底才能投入应用。

　　这期间是漫长的12年。

　　仿制药质量堪忧

　　在药品审批中，除新药外、仿制药占据了中国大部分市场。

　　“现在我们手上在审的21000个品种，90%是化药仿制药，其中有8个品种，100多家企业在同时申报。”提及药品审评积压的现状，吴浈报出了一系列数字。“审评积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仿制药标准不高，且企业重复申报现象严重。”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自主研发药品能力弱，国内药企只能仿制其他国家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的专利药，生产替代药品。

　　但根据中国推行已久的仿制药质量标准，仿制药只需和原研药在活性成分、外观、形状上一致，对于给药途径、剂量、使用条件和临床效果的要求则不明确。

　　“如果找不到原研药，药企可以国内已经上市的其他仿制药作为仿制对象。”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晨光曾对媒体表示，“低标准”直接导致了药品质量差，药企进入门槛低等问题。

　　2007年，食药监总局公布新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要求仿制药与被仿制药具有相同的活性成份、给药途径、剂型、规格和相同的治疗作用。

　　该项标准提高了仿制药的仿制标准，但未言明仿制药的仿制对象是否必须是原研药，且仍规定“对已上市药品改变剂型、改变给药途径、增加新适应症的药品注册按照新药申请的程序申报”。

　　“改变给药途径、改变剂型按理说不算新药，但按照新药的程序申报，占用了药品评审中心大量的人力、物力。”王晨光表示。

　　其后，对于2007年《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前的仿制药，食药监总局已于2012年启动“质量一致性评价”，但关于“一致性”的争议一直存在。

　　王晨光对此解释道，质量一致性评价启动到现在，进展非常缓慢，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仿制药根本“找不到原研药”。

　　“这些药品之前的仿制对象可能是其他仿制药，国家没有法定的原研药或参比药品目录。”王晨光坦言，“很多药企也不知道谁是原研药。”

　　审评标准模糊

　　而这一弊病则是审评标准的不透明。

　　“标准的不透明，也是企业重复申报的一个原因。”南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缪宝迎称，“因为不知道标准，一些存在明显缺陷的申报材料也在排队。但其实这些材料，应该早在前期的审核中就被过滤掉。”

　　审评标准摸不着头绪，企业和审评中心之间的沟通模式，就启动了“非正式”模式。为了打探审评尺度，企业想出各种办法，甚至派人“守候”在位于北京玉渊潭南路的审评中心。

　　其实，关于审评标准公开的重要性，食药监部门也并非不知。

　　早在2007年，新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发布会上，食药监总局发言人就曾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对于公开，专门有几个条款做了规定，要公开审评事项、公开审评标准、公开审评过程和进度、公开审评结果。

　　然而，近7年过去了，目前食药总局对审评标准的公开依旧非常有限。有一段时间在其网站曾经公开排队，也不知何故后来未再更新。

　　“食药总局不公开审评标准，也是为了他们有一些回旋空间。”

　　“有时候他们也很为难”，在朱讯曾参与的一个药品评审中，因为药企花了大力气公关，评审部门没办法，“只好找专家来否定”。

　　对此，程增江介绍道，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专门设有一个橙皮书，即仿制药目录，“某个药可以参照谁仿，什么标准，规则非常透明。”

　　“即便我们做不到建立橙皮书制度，也要对哪些品种不批准仿制及时公示。”程增江建议称，一个仿制药的投入，至少也在上百万，“有了公示，企业就不会无谓投入了。”

　　多重困境待解

　　“审批制度改革喊了很多年，但看起来人依旧是难点”。针对我国药品审批制度未来发展方向，药品评审委员会专家朱讯说到。

　　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的药品入市审批之责，由食药监总局承担，但具体审批工作则落在药品审评中心身上。

　　“而这个食药监总局直属的事业部门，在方案上的编制人数是120人。”朱迅表示，“但事实上长期以来只批了50个，最近中编办才把另外70个编制补上。”

　　而这120人中，还包括若干行政性岗位，“真正进行审评的业务人员，只有70人左右”。朱迅直言。

　　与此相对，作为美国药物审评研究中心最大的审评中心，生物制品审评研究中心(CBER)拥有约2000位具有专业背景和经验的工作人员，其下设的新药审评办公室亦是CDER的重点办公室，有6个办公室负责对不同类别的新药进行审评。

　　除了人太少，药品评审慢的另一原因便是在审批程序上。

　　据公开报道显示，中国在药品审批上实行“一报两批”“严进严出”模式，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则多是“一报一批”“宽进严出”体系。

　　“多出来的‘一批’是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审批。程增江解释道，生物等效性试验是测试仿制药与原研药的效果是否一致。

　　对此，国际通行的原则是，企业自主进行生物等效性测试，不需要经过机构审批。

　　“因为仿制药是按照原研药生产的，而原研药是经过市场证明过的优良产品，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很低。但在中国，生物等效性测试是必须经过食药监局的药审中心审批的。”程增江感叹，“这样一折腾，所有的新药熬到上市也都成为老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