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最大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GSK)在中国或将进入下一轮的多事之秋。

17日，GSK多位前管理层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采访时确认，GSK目前正在接受美国司法部就其在中国商业贿赂案的调查，依照美国法律，该结果将直接决定其是否定性为公司犯罪，并将有可能连带承担数倍于其在中国被裁决的30亿人民币罚金。

与此同时，GSK在本月6日突然宣布的大规模裁员事件也似乎正在陷入“违法”的漩涡—“单方面解约”、“解聘孕妇和哺乳期女员工”、“未提供具体解约理由”及大规模解聘未按照规定向人社部门报备等种种指摘，让GSK在中国的下一步走向显得愈发扑朔迷离。

“被隐瞒”的调查?

“美国司法部的调查还在进行中，我们先后都被授权的律师事务所反复约谈过，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束。”昨日，GSK某前管理层张弛(化名)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

按照该人士的回忆，从2013年夏天公司“出事”后，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就随即开始了。

“2013年7月起，美国瑞格(Ropes&Greg)律师事务所参与美国司法部调查GSK中国商业贿赂事件，而瑞格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将直接决定GSK在中国贿赂事件的定性：究竟是不是公司行为。”该人士告诉本报。

2013年6月，GSK在中国涉嫌商业贿赂案发;2014年9月19日，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贿赂行为被中国公安部门正式认定为“公司行为“，被判罚金30亿元，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GSKCI)前中国区总经理马克锐(Mark Reilly)等被告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驱逐出境。

而商业贿赂究竟是不是公司行为，对现在的美国司法部调查和GSK来说可能都是最关键的问题。

“美国的《反海外贿赂法》是针对公司商业贿赂的最高标准的法案，根据这一法律，对于在美国设立和上市的公司，美国的司法机构任何时间都有权向海外公司进行调查。”17日，主要负责涉外业务的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庆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

她告诉记者，《反海外贿赂法》对于行贿行为设定了程度不同的几种处罚，分别施予公司和个人，除需公司承担200万美元罚款、个人判处10万美元罚金和5年以下刑罚外，该法案最严厉的地方在于其“选择性罚款”。

“如果确认行贿，可以处以行贿图谋利益的数倍，这个数字往往都是一个天文数字，此外，竞争对手也可以提起市场被不正当竞争挤占的诉讼，美国证监会可以裁定其撤市，联邦内禁止交易、剥夺出口等毁灭性打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她告诉记者。

中国公安部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7年来，葛兰素史克向超过700家旅行社及咨询公司转移了高达3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依次推断，如若美国司法部认定中国商业贿赂是公司行为，则GSK很可能将承担数倍于30亿人民币的罚金。

不仅如此，GSK在英国总部还将很有可能继续面临更加严厉的惩罚。

2012年7月英国颁布《反贿赂法》，该法目前已经被公认为超越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全球惩罚范围最宽、惩处力度最严格的“反腐大法”。

“被设计”的裁员?

而3月6日的大规模裁员，正是发生在GSK接受司法调查的关键阶段。

“北上广在3月5日，其他城市在3月4日收到了通知，要求我们在3月6日参加公司一个"非常重要"的面谈，虽然没有说到底是什么事，但是语气很强硬，说不来就自己承担严重后果。”17日，曾在北京参加3月6日约谈的沈扬(化名)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按照他的描述，这个由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主持的约谈并没有在公司举行—“在东四环的万豪酒店，一个一个人地进去，说你违法了公司纪律，宣布单方面和你解除劳动合约，对你提出的问题，他们只是回答"不能解释"。”他告诉本报记者。

沈扬在GSK已经工作了10年，他告诉记者，和之前裁员不同，这一次的裁员大多是5年以上的“高年资”员工以及大区经理等资深员工，甚至包括一个重点产品线的总监。

“根据劳动法，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并且要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而且裁员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京都律师事务所主要研究劳动纠纷的律师贾宝军律师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如果涉及150人的裁员而没有当地的人社部门报备，肯定是不合法的。”

17日，《第一财经日报》就上述问题向GSK中国确认，对方表示对具体问题无法提供详细回答，也并未回应是否涉及以裁员规避美国司法调查，以及违反中国法律裁员等问题，仅表示，“对有清晰证据表明违反公司制度的行为，葛兰素史克必须采取相应的惩处措施，包括终止劳动合同。”

《第一财经日报》17日独家拿到的一份资料显示：3月6日解聘的员工90%以上都是地区经理以上的级别，属于中高管理层，大多数曾获得过公司各种各样的奖励，其中不乏被列入人才保留计划，而且这些员工大多在公司工作5年以上，还有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员工。此外，还包括3名孕妇和4名正在哺乳期的员工。

“被谈话的员工公司要求在3月9日前通知公司，要么提交辞职报告，公司视为主动辞职，否则将在人事档案上留下污点纪录;并要求在3月13日前上交所有的电脑和ipad和门禁卡等物品;所有被解职的员工没有任何赔偿，而且去年的评分直接降为最低5分，意味着去年的奖金归零。”张弛告诉记者。

而最让张弛觉得不能理解的是，公司并没有给他们出具一份正式的解聘合同，也没有写明具体的解聘理由。

“我们后来交流了一下，在大家被约谈的过程中，公司出具的口头证据无非是组织旅游，礼品，不合理的讲课费，假发票等，更有甚者还有删除邮件，知晓下属的“不当”行为，以提高销量为目的的科室会等匪夷所思的理由。公司的约谈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资料，员工当天的邮件系统全部被关闭，门禁也于当天失效。同时，GSK公司在各大办事处加强了安保的力量，所有进出员工必须刷门禁，我们就是感觉自己被设计了。”他说。

张弛所说的“被设计”源于一周后公司新架构的对外公布。

《第一财经日报》获悉，裁员发生的一周后，GSK中国宣布了新的组织架构，以这次受灾最严重的肝炎治疗领域为例，新的架构将地区经理以上(包括市场部人员)由原来的170人缩减为132人，减员比例高达23%;而在此次裁员中该治疗领域有超过31人被解除合约，其中尚不包括接受警告而待岗的。

“之前被裁员的总监也正是之前的肝炎产品总监，因为肝炎事业部的两条产品线合并，管理层也必然有"被多出来的"。”张弛告诉记者。

而在沈扬看来，突然降临在他们这些管理层身上的解聘或许并不简单。

“2014年开始，公司进入所谓模式转型的"第二篇章"，很多市场都收缩不做了，加上出事后清退和主动离职的销售代表，二线城市的市场基本没有人去覆盖，甚至在原有的一线城市重点市场，也被竞争对手拿去了不少市场份额。”他说。

2014年1月，受中国区商业贿赂案影响，GSK中国宣布开始其薪酬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对直接面向处方医生的销售员工的评估和薪酬体系进行根本性调整，不再以个人的销售指标完成情况为基础。

突然转变的销售方式既需要长期的适应期，也需要市场的重新培育，GSK开始告别之前的高速增长。

“2014年中国药品市场的增长约20%，而同期GSK的销量则约下降了20%;2013年仅处方药领域，我们的销售代表最多达到5000个，而现在仅有2000个，开源节流于是就成为了公司业务停滞期的一根救命稻草。”沈扬向记者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