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近年来沪上社会医疗机构数量持续增加，并有125家社会医疗机构被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但目前本市社会医疗机构实际开放床位，占全市实际开放床位总数的近8%，远低于国家提出的20%的标准。民营医疗机构规模小、竞争力不强的现象急需改变。

在昨天召开的“新民健康论坛”上，各路专家与民营机构代表面对面，为社会医疗机构的定位、发展把脉。据悉，截至2013年底，上海共有社会医疗机构1715家，其中医院212家、门诊部757家、个体诊所725家、临床检验中心21家。全市社会医疗机构开放床位数12870张，其中床位数在200张以上的民营医院仅5家，30张-200张的80家，30张以下的多达127家。

5个医学毕业生中仅1人最终做医生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教授给出的答案。

从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十个国家来看，每万人口中的医生数显示，中国正好位于中间的位置，比印度还多了一倍多。“从这个数据来看，似乎我们的医生情况还可以。”但再从我国医生的学历来看，去年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在现有的230万名医生中，本科以上学历者超过50%，换言之，我国还有将近100万的医生，其学历在本科以下。而按世界各国医生的准入门槛来看，我国现有的“合格医生”又少了一半，以此与印度相比，医生数量可能稍微多一点，但再综合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我国医生数量与印度相比就多得十分有限，这直接导致中国医生供求的矛盾比印度严重得多。进一步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美国只有获得研究生学历者才可以做医生，由此推算，中国医生的数量就更少了。

事实上，我国近年来许多医学院校在不断扩招，医学院毕业生都去哪儿了?从2008年-2013年医学院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分析显示，每5个医学院毕业生中只有1人最终做了医生。而绝大多数本科或是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医生大都留在了三级甲等医院。

塔尖的公立医院越做越强大

“病人跟着好医生走”，正因此，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形成了独特的“倒金字塔”现象。而且塔尖越做越大，越做越强，进而使民营医疗机构没有办法和公立医院竞争。

从数据可以看到，我国医院规模在800张床以上的大型医院2005年以来增长300%，但是500张-800张床的要低一些，500张床以下小医院的增长速度最慢。而在塔顶上的公立三甲医院往往是大医院，民营医院则是小医院。目前，全国共有24000家医院，而三级大医院虽只占7%，但从2005年到2013年，三级医院门诊量和住院量增长速度最快。而在24000家医院中，有40%没有定级的医院大多为民营医院，门诊量不仅没有增加而且下降了31%。住院量只有2%的增长，“这背后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国家医疗资源的行政化垄断。”蔡江南分析认为，行政部门控制了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又控制了医生、药品、检查。医疗资源主要是四大类资源，在很多国家，这四类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是分割的、属于四个所有者。这个局面，最终导致在24000家医院中，占54%的公立医院，承担了90%的住院量和门诊量。

社会办医需要亲民路线的联合诊所

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善联教授认为，目前我们要用符合中国国情的方式来解决社会办医问题。

专家介绍说，人们对于社会办医存在着一些误区：一是认为社会办医一定是高端医疗;二是认为社会办医一定是资金投入;三是认为民营医院应该与公立医院错位竞争，办到边远的郊区去，同时在服务项目上，也是鼓励民办医院去办社会稀缺的养老、服务、临终关怀等，是拾遗补缺，而不要同质竞争。

其实，社会办医更多需要的是走亲民路线的联合诊所，而不是专为有钱人服务的“高大上”医院。一份有关亚洲发展中国家私人医生的调查报告显示，韩国私人医生的比例最高为86%，印度为73%，平均值为60%左右。而社会办医除了资金投入外，还包括技术投入等多种方式。在世界各国中一个主流的认识是，最赚钱的事情应该让市场来做，市场做得好的事情市场来做，社会做得好的事情第三方来做，没有人做的事情应该政府来做。

与会专家认为，应当大力推动商业保险的发展，以多点执业为突破口，打通人才流动的渠道，同时对社会办医机构在税收方面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