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药业巨头们正努力在中国的实验室里研发重磅新药。

罗氏全球感染疾病研究和转化医学高级副总裁Janet Hammond近日告诉笔者，包括治疗乙肝在内多个抗病毒药物将在未来12到15个月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这些药物都是在上海实验室合成或发现的。

罗氏为瑞士药企，此前，其宣布了在中国研发中心投资1.36亿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8.63亿元)在上海建造全新的研发中心，以加大抗感染性疾病药物的研发，该研发中心为2004年开始设立。

药物研发分为研究和开发，前者包括确定治疗和靶点、筛选化合物等，而后者主要为临床前及临床试验(分为I期、II期、III期)，研究和开发以确定候选药物划界。

对于多数外企而言，中国研发中心所承担作用相对明晰：国外已有新药到中国上市做配套开发，比如做临床试验、向药监部门的申报等。而研究方面则相对薄弱，即便有，也只是给总部或公司内其他研发中心打“下手”，可以宣布的重磅消息较少。

不过，看上中国研发中心“研究”能力的企业越来越多。美国生物制药企业安进公司最近也启动上海科技大学校区的安进亚洲研发中心，其号称，该中心覆盖整个研发产业链，而且在对某蛋白质结构的研究中有所突破，很有可能开发出相关药物。

需要说明的是，即便研究能力开始加强，但在全球体系中，中国研发中心的“决策权”与“自主权”其实较小，即研究出的新药，要不要进行临床试验，临床试验有初步数据反馈时，是不是停止进行，都要听总部的。

在这方面，最可惜的当属英国药企葛兰素史克(GSK)中国的研发中心。

GSK中国研发中心是2007年创建的，是GSK全球第三大研发中心，主导着公司在全球神经科学治疗项目的工作，所谓主导就是有权力做出上述提及的一些重大决定，而且可以指挥GSK其他地区的研发中心在神经科学治疗项领域的研发工作，简言之，不是“棋子”，而是下棋的人。

但GSK营销体系爆出行贿丑闻的同一年，即2013年，该研发中心被指数据造假，其负责人也离职。所以，这种决策权还有多大，尚不得而知。

在中国，外资企业当然在也会搞点“特色”，比如利用中药材当中提取的化合物来尝试研发，而在现代药物学中，化合物多为合成的。

至少有两家跨国巨头在干这样的事情。

2001年8月，瑞士企业诺华曾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进行合作，开展名为“中草药中的天然活性物质”的天然化合物提取项目，合作金额为450万美元。

而在2012年，GSK也在利用中国研发中心做差不多的事情。

药企们为此储备了成千上万个化合物，当然指望这些提取出的化合物能做出重磅新药来尚需时日，毕竟这些天然化合物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研究起来有那么一些复杂。

除了本身的研发，外资药企实际上还紧盯着国内企业少有产出的创新药。

国内企业和记黄埔研究了一款抗癌的首创新药，名为“沃利替尼”，该药在进入临床试验前的2011年12月被英国药企阿斯利康看中，阿斯利康将负责沃利替尼在全球除中国之外地方的开发并承担所有研发费用。

和记黄埔获得了2000万美元首付款项，如果临床开发获得成功且初步销售业绩较好，和记黄埔医药将可能获得高达1.2亿美元收益。

外资企业还在瞄着这些机会。强生商务合作全球副总裁张志民与笔者交流时曾说，现在中国企业和机构的研究者，在药物研发流程更前的阶段，提出了一些先进的理论。考虑到一个药物的研发流程大概10到12年，所以在未来5年左右的时间，即这些药物可能进入开发阶段时，可以看到不少中国的首创新药。

当然，总体而言，外资药企在中国的投入尚不及全球的零头。2012年，外资企业当年在中国的研发投入超过80亿元人民币，而当年，全球研发投入最大的十家药企每家都超过4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