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至2003年的非典爆发重灾区是亚洲，这次埃博拉的重灾区是非洲。那次有八千二百多人生病，七百多人死亡，死亡率不到10%;这次已经有近一万人得病，四千多死亡，死亡率大约50%。非典病毒经呼吸道传染，埃博拉通过接触体液传染。非典的潜伏期很短2-7天，一般是3-5天;埃博拉潜伏期比较长, 2-21天，可以长达42天。

非典刚刚爆发的时候病原体是未知的，几个月后才知道是病毒，诊断也是随后才开发出来，没有治疗;这次的埃博拉爆发前人们就已经知道病原体是病毒，诊断也很快就有了，但是也是没有治疗。

死亡率和疾病传播能力成反比，死亡率越高，携带者越少，传播的机会也越少;不过，潜伏期和传播能力成正比，潜伏期越长，携带者接触他人的机会就越多，传播的机会也就越多。所以虽然埃博拉死亡率高，但是因为潜伏期比较长，所以也是一样防不胜防。

我2013年在钟南山院士举办的非典10年纪念研讨会上做过一个演讲，题目是“如果非典发生在今天，新技术能改写历史吗?”，里面有这几张：

这里说当初的非典早期恐慌因为不知道病原体是什么;中期混乱因为没有诊断和治疗;最后靠硬性隔离结束爆发。

演讲也介绍了我们团队在历次爆发中都做的大量实际工作：03年非典期间研发出分子鉴别诊断试剂并且在香港，台湾，大陆等地检测了1500多病人标本，报批也进入了最后阶段，最后因为爆发高峰过去了就没有拿到报批;05年禽流感期间和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舒跃龙博士合作研发出了流感分型鉴别诊断试剂病分析了290个病人，确诊15例; 09年甲流期间，我们在美国做了3万多个实际临床检测，70%的病人有甲流，其中30%有合并细菌感染。有合并感染的病人死亡率高。这个试剂在美国得到FDA的批准。2013年我们也做了H7N9的分子检测，在iCubate全自动平台上的产品。

在那个演讲的最后，我用了这张幻灯片。认为如果非典发生在今天，科学家们能尽心尽力地合作，那么早期可以通过高通量测序确认病原体，测序结果能用来快速指导诊断试剂的开发，而实用免疫组库测序的技术，可以使我们有机会从病人(急性期，或者康复期)身上克隆出抗病毒抗体用来作为被动免疫治疗。

面对埃博拉的爆发，我们在美国哈森阿尔法研究院的团队已经投入紧急研发状态，希望能在美国本土的感染病人(两个护士)身上克隆出抗体。同时，我们还和国内的科学家(广州国家呼吸道疾病重点实验室陈凌博士)合作，希望能从猴子身上获得抗体。被动免疫是现有最好的治疗方法，所以那个曾经感染了埃博拉又康复了的医生就成了救世主，经常献血清给其他病人。如果我们克隆抗体并体外生产成功，就有取之不完用之不尽的药物了。

在没有(被动免疫等)有效治疗的情况下，在科学不给力的现状下，若想控制像非典，埃博拉这样的烈性传染病，靠的就是国家的政治力量了。埃博拉在七十年代中和九十年代中在非洲都有爆发，每次都有两三百人死亡。当初没有扩散开来主要还是爆发区的(军事)政府施行了决定戒严，严格控制疫区轻易不许人进出。

非典也好，埃博拉也好，挑战的不仅仅是人类的医学和生命科学能力，更是对社会和执政能力的挑战。碰到这种挑战，越是“专制”的政府，效率越高，疾病控制也越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