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Paul Nurse有一个他现在称为“愚蠢的主意”。这位曾获得诺贝尔奖的遗传学家提议将英国伦敦两家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合并在一起。他建议在位于伦敦南部格林威治半岛的千禧巨蛋(周长1千米、高52米的开放式展览中心)里建立一个巨型实验室。“这是疯狂的,因为这里不是作为一个研究所而建设的。它收效甚微。”
图:克里克研究所
实际上,Nurse的主意在别处有了收获:距离伦敦市中心西北约10公里的地方。今年11月,他将打开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大门。这家研究所甚至比他最初的预想更野心勃勃。2021年,这家耗资7亿英镑、占地9.3万平方米的研究所将全功率运行,届时将有1600位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在这里工作,它将成为欧洲最大的单一生物医学实验室。
Nurse和英国政府将克里克研究所标榜为给予英国科学的馈赠:它将作出开创性的发现、吸引全世界无数优秀年轻科学家来到英国,并促进英国生物产业的繁荣。“这里将会相当不同。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这里都放了些什么。”Nurse说。
如果能够奏效,这个有些“古怪”的科学基础设施将指导其他国家在未来建设自己的实验室。但也有人质疑克里克研究所是否值得冒险。他们警告称,该中心将会成为一个吞噬公共和私人研究经费的黑洞,并将扩大英国科学的贫富差距。“这是一只投资巨鳄。它必须成功,不然我们还能做什么?”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专家James Wilsdon说。
雄心壮志
可以说,克里克研究所的诞生是必然的。到上世纪90年代末,英国两家最受欢迎的生物医学研究所需要找个新家。国家医学研究所(NIMR)坐落在伦敦北部一个二战前的建筑里,设施已经老化。这里的一些设备由慈善机构皇家癌症研究基金(后更名为英国癌症研究中心——CRUK)资助。当提议建立千禧巨蛋巨型实验室时,Nurse正担任该中心主任。
2003年,Nurse离开英国出任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校长。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疯狂”想法。2006年,一份极具影响力的政府评估(Cooksey报告)认为,该国“存在未能收获公共在健康研究领域投资应产生的全部经济、健康和社会福利的风险”,并且呼吁增加资助者之间的合作和更大的生物医学研究创新。
因此,时任NIMR所长Keith Peters评估了Nurse合并两家研究机构的建议。Peters选中了伦敦北部的一块地,位于大不列颠图书馆和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之间。为了支付新中心的相关费用,他把附近的伦敦大学学院和维康信托拉了进来;之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帝国理工学院也加入,每家机构捐助了400万英镑用于支付建造费用。这些大学也会为克里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提供设施,尤其是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并允许该机构使用它们的附属医院。
克里克研究所的资助者们希望看到这里的成果走向临床。研究人员涉及从干细胞到流行病的各个领域,他们将能使用药物筛检机器人、高性能显微镜和超过20万只动物,大多数是老鼠和斑马鱼。
该研究所将在最初几年迅速发展。NIMR 和CRUK的伦敦研究所(LRI)的90多个团队领导将成为克里克研究所的首批入驻者,并将于明年年初入驻新机构。另外约120个团队领导职位将由新招募的年轻研究人员占据。
来自NIMR和LRI的已经获得永久职位的研究人员还将保留该职位,但当他们退休后,享有终身职位的团队领导将缩减2/3。Nurse表示,员工流动率将让克里克研究所遵循干细胞或基因组编辑等最新的研究趋势。“不断振兴革新的研究所能避免过于保守和僵化。”
摸着石头过河
“温和的无序”是Nurse对自己所希望的克里克研究所未来的描述。这里的研究人员不属于任何学部或部门,他们在超级实验室中的办公位置取决于他们使用的核心设备是什么。在Nurse的愿景中,研究人员将形成针对微生物学等的基层兴趣小组。“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疯狂的,但我认为这令人非常兴奋和激动,因为这里的组织结构将由下往上。”Nurse说。
诺奖得主、科罗拉多大学生物化学家、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前所长Tom Cech表示,其他国家的科学资助者将密切关注克里克研究所。他也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冒险经历。在Cech的任期内,HHMI开设了生物科学研究所珍利亚农场研究园区,该园区团队规模很小,取消了终身职位,并强调跨学科研究。
“如果没有人做这些实验,那么问题仍然处于假设状态。像珍利亚农场和克里克研究所这样的实验,对社会很重要。”Cech说,因为它们能够激发作研究的新方式。
克里克研究所的支持者还希望该机构能通过架设实验室和市场间的桥梁而成为英国经济引擎。Nurse的副手、首席运行官David Roblin曾在医药巨头辉瑞担任研发主管,并也曾在小型生物技术公司供职。“虽然我是一个产业科学家,但我并不会让它成为一个制药公司。”Roblin说,“克里克研究所是一个发现型研究所,并对产业转化非常感兴趣。”
Roblin正试着吸引制药公司让研究人员入驻克里克研究所,以便加速成果的临床转化率。但与私人公司不同,这里的所有发现都将公开报道。而且知识专利也将属于克里克研究所。
即便在一个充斥着玻璃和钢筋超级建筑的城市里,克里克研究所也将是一个壮观的地标性建筑。1999年被授予爵位的Nurse表示,他的员工有时称这里为“Paul爵士的大教堂”。
该研究所的内部令人感觉十分巨大。为了方便人们定向,不同楼层的墙壁被刷上了不同的颜色,并且还开发了智能手机App。“我想我们是蓝色的,但我不记得了。”一位将于明年搬到这里的科学家说。这里的4层地下楼层将放置电子显微镜等敏感设备。
与其他许多新实验室一样,克里克研究所也鼓励研究人员间的互动。每个地上楼层研究中心周围布满了会议室、咖啡区和“协同空间”。“这是我感到最兴奋的事情之一。”从NIMR 搬到这里的发育生物学家James Briscoe说。
但也有人认为免疫学家与物理学家喝咖啡并没有必要。而克里克研究所的规模则是另一个症结所在。“每个人都相信科学变得更大且资金更密集。”曼彻斯特大学科学与技术政策专家Flanagan说,“但有一些证据表明,小群体比大鳄更有效率。”
连锁反应
Nurse表示,克里克研究所将作为英国的科学孵化器:他希望那些离开这里的研究人员也能为该国大学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我半开玩笑地说,他们应该爱上住在这里的人。”他说。
但批评者表示,Nurse在年轻的伦敦人面临的严峻经济挑战方面表现得油嘴滑舌。这里的博士后甚至首席研究员都无法在研究所附近买一间公寓。而且他们怀疑,克里克研究所是否将成为Nurse和政府认为的那种孵化器。“它可能会这样,但没有事实上的理由证明它为何将这样。”布里斯托大学细胞生物学家David Stephens说。
还有人担忧克里克研究所将变得“大而不倒”——它的公私资助者会将其置于其他优先事项的前面。除了7亿英镑的建设成本,该研究所将有每年1.5亿英镑的年度预算,这些钱将出自政府的医学研究委员会(MRC)、CRUK和维康信托。而一个平稳甚至缩水的政府科学预算也会放大这些担忧。“一个研究所分掉一大部分钱会让其他人更难吸引经费。”Stephens说。
但Nurse表示,这些投诉是没有理由的“恐怖故事”,出自那些担忧自己经费的科学家之手。他认为克里克研究所的规模能帮助它进行世界级研究以及确保经费支持。
但现实会怎样?评估克里克研究所最终会成功或失败将十分困难。很快将进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已经是科学领军人物,并将继续进行高水平工作。但这并不够,Cech表示,克里克研究所是否成功,应由它能否作出大学研究人员用同样经费难以作出的成果来判断。
而Nurse也承认克里克研究所的结构可能无法达到其崇高目标。“我认为我们有合理的机会。”他说。但他也愿意改变。“如果我们缺乏部门会带来混乱,那么我会举白旗,并说‘好,我们将做其他对的事情’。”他说,“我不是偏执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