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帝国化学工业(ICI)都是首屈一指的英国工业公司。这家企业1926年由卜内门(Brunner Mond)、诺贝尔企业(Nobel Explosives)、联合碱业公司(United Alkali)和英国染料公司(British Dyestuffs)四家化工公司合并而成。它宣称将在经营中力行“负责任地应用化学及相关科技”。ICI和其竞争对手杜邦(DuPont)以及法本公司(IG Farben)一起，合作大于竞争地瓜分了当时的全球化工市场。

二战后，ICI董事会精明地意识到化工产业的新前沿在于制药。在那段时期，ICI是为数不多的积极招募大学生的英国制造企业之一，其制药部门聘请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其中就有来自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的生理学家詹姆斯•布莱克(James Black)。尽管拥有强大的研究队伍，ICI制药部门却亏损了近20年。很难想象今天会有哪家上市公司或它的股东，能忍受这样的财务表现。

20世纪60年代，布莱克发现了β受体阻滞剂(beta-blocker)，这是治疗高血压的首款有效药物。ICI紧跟着又推出其他药物，制药部门成了其麾下增长最迅速的利润来源。布莱克受到了公司的高度尊敬(即便没有得到高额奖励)。但他的兴趣在于研究，而不是管理或营销。布莱克相信β受体阻滞剂背后的科学原理还具有其他用途，于是离开ICI，加入了为他提供更多自由的史克公司(Smith Kline)。

布莱克的愿望实现了。他的团队发现了泰胃美(Tagamet)，这款药物将众多胃溃疡病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这项发现促使另一家英国公司葛兰素公司(Glaxo)将目光放在相同领域的研究上。他们的研究成果就是善胃得(Zantac)，它一度成为全球最畅销的药物。ICI在制药方面高瞻远瞩的投资不仅让这家公司取得了成功，还为英国今天最成功的产业之一奠定了基础。

到20世纪80年代末，风潮变了。企业目标变成了提升股东价值，不再是负责任的科技应用。多年来，ICI先是将重心从最初的染料和炸药转到石油化工和化肥领域，后来又转到制药行业。但专注于开发某类专业科学知识的公司已不再时兴。像Hanson这种涉猎行业丰富的集团才是企业的未来，它们的管理技术据称能为任何公司带来效率。

据信1991年Hanson意图进行一次恶意收购，这一威胁惊动了ICI。两年后制药部门被剥离出来，成了捷利康公司(Zeneca)。这家独立出来的制药公司，其市值竟比ICI余下部分、具有周期性特点的化工业务还要高得多。捷利康后来与瑞典公司阿斯特拉(Astra)合并为阿斯利康(AstraZenec)，当时在胃溃疡的治疗中，阿斯特拉的质子泵抑制剂已接替善胃得。ICI残存的化工业务从此踏上了长达15年的没落之旅。

制药工业本身也在发生改变。当商业大师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在1995年写作《基业长青》(Built to Last)时，他将默克(Merck，在《财富》杂志(Fortune)的调查中多次被称为美国最令人钦佩的公司)的持续成功，与其竞争者辉瑞(Pfizer)糟糕的财务表现进行对比。柯林斯比较了乔治•默克(George Merck)的经营哲学(“我们应永远铭记，制药旨在救人……如果记住这一点，我们绝不会没有利润”)，和同时代辉瑞的约翰•麦基恩(John McKeen)的言论：“在人力范围内，我们的目标是从所作的一切事情当中得到利润。”

但是等到柯林斯的书出版之际，辉瑞的种种策略被证明更适应变化的时代，包括削减开支，推销已有药物组合，通过收购填补新药开发缺口。默克却失去光环。当柯林斯15年后写作《巨人如何倒下》(How The Mighty Fall)时，默克再次成为他着力推崇的公司。

企业长青在于人和产品，而不是企业行为和税收优惠。詹姆斯•布莱克所创造的股东价值，几乎肯定比英国商业史上任何金融家或行政总裁都高。当我们审视辉瑞向阿斯利康提出的收购时，应该回想起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