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继SARS、禽流感、甲流H1N1之后，“埃博拉”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失去控制地蔓延，疯狂地吞噬着人类的生命，而现代医学却对它束手无策。其实，类似的传染病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中医学的伤寒、温病学说，就是这类传染性疾病相当完备的应对体系。

近几十年来，复杂性科学兴起，整体方法已经逐步取代分析方法，成为自然科学领域的主流理念。而现代医学似乎仍沉浸在分析科学的阴影中，对中医学应对急性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的有效方法和经验视而不见。面对埃博拉的步步进逼，人类如何走向“柳暗花明”，本文的思路和观点，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积极而有意义的启示。

埃博拉病毒目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失去控制地蔓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目前尚没有任何可用于临床的疫苗，也没有特异性的治疗办法。这就意味着，一旦感染病毒，大多数病人只能“听天由命”，或是“坐以待毙”。

面对埃博拉病毒的蔓延，人们像以往一样，把希望寄托在疫苗的研发上。然而，据最新报道，美国麻省理工博德研究所，对爆发之初与爆发之后的病毒进行基因序列分析，发现埃博拉病毒目前已突变超过300次，疫苗的研发速度很可能因此望尘莫及，跟都跟不上病毒突变的速度。此外，病毒在人身上变种的速度，比在动物身上还要来得快上一倍。由此可能影响目前开发中的诊断技术，也会影响疫苗试验性治疗效果。

实际上，无论是昔日的SARS，还是今日的埃博拉，这类在中国古代称之为“瘟疫”的流行性疾病，在古老的中华大地自古以来就多次发生过。今天，建立在中医学理论基础上应对伤寒、温病的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体系，就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在应对形形色色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的不懈努力中，经过1500年漫长的经验积累，以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2003年SARS流行期间中医药的优异表现，使整个世界见识到了中医药在治疗恶性流行性疾病方面的巨大潜力。

临床表现及中医学描述述

来自疫区的临床报告显示，2014年初，自西非国家几内亚开始爆发的“埃博拉”，其发病过程和临床表现如下：

初期症状因人而异，见于发病的2～3天。最初会突然出现发高烧(最少38.8摄氏度或101华氏度)，严重头痛，肌肉、关节疼痛，咽喉疼痛;或同时或随之出现腹部疼痛、恶心呕吐和头晕、严重乏力。主要表现为病毒侵犯上呼吸道和胃肠道的症状以及全身症状。这个阶段，相当于中医学热入气分，热迫胃肠，气阴受伤的状态。

病程4～5天，进而出现腹泻、黏液便、深色或带血的粪便、咖啡样吐血、因血管胀大而眼睛变红、因皮下出血而皮肤出现红斑、斑丘疹、紫斑和内出血。身体任何孔都会出血，包括鼻、口、肛门、生殖器官或针孔。这个阶段，相当于中医学血分热盛，气血两燔，热结胃肠，气阴严重受损的状态。

病程6～7天，此时已经进入极期，除了持续发热、出血外，还会出现狂躁意识或神志昏迷，亦可能并发有心肌炎、肺炎等。这个阶段，相当于中医学的心营热盛，扰乱神明，邪热壅肺，痰热壅肺的状态。

其后，病情的走向有两个方向：一是部分病人可能会出现以肩部、手心、脚掌为主的麻疹样斑丘疹，全身器官都有可能被扩散到，通常在几天后脱屑。如果此时体温渐趋正常，则有可能逐渐康复。这个阶段，中医学认为是余毒通过外透而解，是病情向愈的征象。二是部分重症患者或者严重并发症的患者会出现低血压(低于90毫米汞柱)、低血容量、心悸、体内器官严重受损(尤其是肾、脾和肝) 并引致弥散性全身坏死及蛋白尿。最终导致心力衰竭、休克及肝、肾功能的衰竭，在这期间死亡。这个阶段，相当于中医学的血脱、气脱导致阴阳离决的过程。

中医治疗传染性疾病的伤寒、温病理论体系，分别是在汉代和清代就已形成了，无论流感病毒如何变异，从中医角度，始终不外风寒、风热、湿热几种类型或它们的复合型。从以上对埃博拉病毒病发病过程的中西医对比分析来看，其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患者所处的状态，在中医的温病学中均有详尽的描述，对各种状态的辨识、应对方法，甚至处方用药均有详尽的记载。这是我们的祖先在西方医学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代，在长期应对与埃博拉相近的流行性疾病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在中医学的史料中，大量用这种方法治愈的案例有案可查。只不过随着以西方近代科学为基础的西方近代医学的兴起，被视为“非科学”的东西，尘封在科学的“垃圾堆”里。科学

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医学的医学体系，是在300年前摒弃了古希腊经验医学中的臆测成分，把科学结论纯粹奠定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于实体的实验观察和“保持其他变量不变，每次只变动一个变量”的单因素分析方法是近代科学尤其是近代医学研究方法的最重要的特征。运用这种方法，经过医学家几百年的不懈努力，今天，现代医学已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医学建立了庞大的学科体系。

现代医学在建立自己庞大的知识体系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把实体观察和单因素分析方法视为医学科学研究的唯一方法。不是采用这种方法建立的知识体系自然被摒弃在科学之外。而完全按这样一种理念训练并一直沉浸在这种理念建立的知识体系中的医学家和医政官员们，自然不会习惯用他们认为“不科学”的理念去思维，也不会认真理会他们认为“不科学”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虽然现代医学对埃博拉病毒无能为力，却对在中国传统医学经过一千多年临床实践，逐渐建立并完善的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的应对体系依然视而不见的原因。

科学的发展把人们的视野引入纵深，而引入纵深的结果又使人们失去了对整体的把握，人们日益被局限于越来越狭窄的领域，对与它相邻的领域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但人体作为一个各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对整体的控制决不等于对各层次、各部分控制的简单相加，要全面、最优地调节控制人体，既要求我们深入地把握人体的各个部分乃至各个细节，又要求把握各个部分或细节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把它们综合到整体。

今天，西方医学在临床治疗上的局部性和化学药物的副作用，使越来越多的人避而远之。继续以分解和分析为特征的还原论方法主导现代西医的发展似乎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西方医学的发展也呼唤着新的理念、新的方法的诞生。

近几十年来，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带来的科学理念的变化，正在波及科学的各个领域。应对像人体、社会、生态这样的复杂系统，整体方法正在逐步取代分析方法，成为科学研究的主流方法。与分析科学注重实体结构和单因素分析不同，整体方法则更多地运用了以往不被认为是科学的“隐喻”和“模拟”方法，直接建立研究对象的整体模型。与以往基于实体结构的理论不同，整体模型往往是以抽象的方式描述研究对象整体的规律和状态。无论是复杂性科学著名的“沙堆”模型、“鸟群”模型等等，还是复杂性科学建模过程中运用的“隐喻”和“模拟”方法，与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藏象”理论、卫气营血辨证，还是中医理论建立过程中应用的“比类取像”方法，无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医学是与复杂性科学同样的科学体系，但我们至少可以认定，中医学研究人体系统的方法与复杂性科学研究复杂系统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几百年来，西方医学发展与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一直是并行不悖的。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的每一进步，都会很快引入到医学领域，把人类对人体和疾病的研究从深度和广度上推向深入。今天，自然科学的主流方法由分析方法转向了以综合为特征的整体方法。而在医学界，虽然人们已意识到现代西医方法的局限及弊端，也提出了改变医学模式、建立功能整体性医学的理想，但遇到具体问题，如今天肆虐的埃博拉病毒，却还是戴着沿用了300年、今天已经过时的“科学”的有色眼镜，去看待采用未来科学的理念建立的知识体系。显然，现代西医已大大滞后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于病毒研究的误区

走出寄希望于病毒研究的误区

病毒研究遭遇挑战

目前，应对埃博拉病毒本身的研究，首先是将病毒从病体中分离出来，再研究针对它的药物，或制造能杀死或灭活病毒的疫苗。这种研究理念目前显然受到了几方面的挑战：一是病毒在疾病的传播过程中变异太快，埃博拉病毒，仅半年的时间就变异300多次，应对原有病毒类型的疫苗还没投入临床，新的病毒类型就出现多个了。二是在体外试验中，能够杀灭病毒的药物，用于人体，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副作用。难免不会像以前的SARS一样，待流行期过去后，留下大批由于应用西药的不当治疗，产生严重后遗症的受害者。三是在临床研究中被认为安全的疫苗，在大范围投入预防和治疗时，很难避免会出现个别因接种疫苗引发感染的案例。

8月26日，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网站记者麦克林·迪克勒夫(MichaeleenDoucleff)在他发表的《杀死你的不是埃博拉病毒本身》(How Ebola Kills You: It's Not The Virus)一文结合了科学家们的最新研究，描述了埃博拉病毒的致病机理，说出了一个惊人发现：最后杀死患者的并不是埃博拉病毒本身，而是患者自己的免疫系统。是免疫细胞对病毒损害的反应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人体的继发损害，要了患者的命。

在研究病毒在其引发的疾病过程中的作用时，以下事实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在人类应对其他病毒的经验中，均发现带有病毒但并未引发相应的病毒性疾病的人群，也就是所谓“健康带病毒者”。二是一个从病毒感染中痊愈的患者，虽然从其血液中还可分离出致病的病毒，但对他已经不再为患了，原因是他的免疫系统对这种病毒产生了免疫力。三是在其他的病毒引发的疾病在人体内演变的过程中，也并非所有损害均是病毒直接造成的，而是病毒引发的继发损害按照人体内固有的因果关系链传递的结果。

显然，在疾病过程中，即使我们能够杀灭病毒，并不是说解决了病毒性疾病的所有问题，从此病人就“万事大吉”了。而不杀灭为害的病毒，未必被感染的个体一定会发病或者一定不会痊愈。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病毒本身在病毒性疾病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总是决定性的。针对病毒本身的研究，并不是解决病毒引发疾病的唯一途径。如果我们着眼于病毒引发的人体反应状态的变化，着眼于阻断病毒引发的人体反应状态变化传递的因果关系链，同样有可能达到治愈病毒感染性疾病的目的，这正是在科学技术远落后于现代的几百年前的中国，中医学家们仍能找到应对类似“埃博拉”这样的大规模瘟疫流行的有效方法的奥妙所在。

关于人体整体反应状态的研究

作为致病病原体的病毒在人体内，是通过与人体的相互作用而产生伤害的。这时，致病因素与人体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采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从整体进行研究，也就是研究致病因素引发的人体状态变化。在此基础上，把这些状态变化作为受控量，去寻找改善和消除它们的方法和药物。

在中医学中，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的致病因素是按人体的反应状态分类的，中医学中基于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学说，提出的风热、风寒、湿热等病因类型，就是对致病病原体引发的机体反应状态的划分。能够消除某一类型的反应状态的方法和药物，显然就可以治疗相应病原体引发的疾病。

显然，把这些状态变化作为受控量研究出来的治疗方法和药物，是可以改善或消除致病因素引起的伤害的。而在此过程中，一定会对致病因素起到杀灭或灭活作用，因为不这样，这些致病因素依然起着伤害作用的话，机体的状态是不大可能得到改善，致病因素引起的损害也往往得不到修复。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把整体医学建立的整体模型作为参照系，研究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引起的状态变化的。整体模型是一个非常宏观的模型，其显示的无论致病因素引起的状态变化还是干预措施(如药物)对人体的作用(包括治疗作用和副作用)都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稳定性。以这样的模型和它描述的机体反应状态作为参照系，在临床应用过程中，通过不断优化药物，调整处方，最终可能找到既可杀灭或灭活致病因素，修复其对人体状态造成的损伤，又尽可能不会产生对人体其他部分的副作用的治疗方案。在现代西医中，目前尚没有可以从整体角度描述人体状态的体系，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基于人体整体反应状态的研究。建立整体、动态的医学体系

迄今为止，可以说现代西医的理论体系是基于人体的实体结构建立的。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来看，中医学理论是基于与复杂性科学几乎一致的理念，采用隐喻和模拟(中医学称之为“取模拟象”)的方法建立的人体的整体模型。中医对疾病过程的掌握是基于模型描述的人体的整体状态的。因此基本上可以说，中医学是基于人体的整体功能状态的医学，它具备了现代医学提出的“功能整体性医学”的基本特征。

中医学对人体整体状态的描述，是基于患者的症状、体征。这些症状、体征相对于采用现代科学仪器检测到的人体内部影像和客观的检测指标来说，显然太过于简单、粗糙了。但为什么说它们可以表征人体的整体状态呢?

对于感染埃博拉初期的病人，主要的症状是发高烧，严重头痛，肌肉关节疼痛，咽喉疼痛;或同时或随之出现腹部疼痛、恶心呕吐。中医学用热入气分，热迫胃肠来定义这时人所处的状态。当然，我们也可以引进一些客观的检测指标，更准确地定义由症状和体征定义的整体状态。

如果我们采用的治疗方法和药物，改善或消除了这些临床表现，我们通常不会怀疑：病人的病情得到了改善或治愈。显然，这些症状、体征的组合作为人体内在病理变化的“晴雨表”，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人体的内部状态有一定对应的。因此，把这些指标作为可以表征人体状态的“可观测量”和“可控制量”是可以达到对人体整体状态的掌控的。

试想，我们如果在症状、体征基础上，引入客观的检测指标，将埃博拉病毒病发展的各个阶段患者的整体状态，进行准确地描述。由此在现代西医现有的疾病描述体系之外，就形成了一个状态描述体系。而以这样的状态作为药物和治疗方法研究的参照系，研究出来的有效药物自然也就针对了人的整体功能状态。由此，在现代医学的架构下，就可以衍生出一个基于整体模型和疾病过程中机体状态描述的新的状态医学体系。

中医学采用模型分析的方法，在长期与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斗争的过程中，针对疾病演变过程的不同阶段机体的所处的病理状态，从理、法、方、药几个层次均建立了有效的调控治疗体系，包括应对目前埃博拉病毒病后期的肺炎、精神异常、心肾损害等。而基于前述人体状态模型，在对埃博拉疾病过程中机体状态的辨识基础上，自然可将传统中医学针对不同状态治疗的理法方药体系引进现代医学，从而形成现代医学应对埃博拉疾病各个阶段的状态控制体系。

将古代中医学的理法方药，从状态医学的角度，引进现代医学体系，是否会影响现代医学的科学性呢?实际上，作为自然科学前沿的理论物理学，在从近代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在新的科学理论中，都会捕捉到东方古代哲学理念的影子：量子力学的“靴绊效应”中蕴含的佛教“吾心即宇宙”、“质能统一”的理念，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蕴含的“时空一体”的理念，以及今天理论物理大师史蒂芬·霍金的“量子引力论”，均清楚地显示出理论物理学关于世界本质的认识，日趋与东方古代哲学的理念融合。

对于西方科学在理念上向东方古代哲学的回归过程，F.卡普拉在他的《物理学之道》有过清晰的论述：“西方科学沿着螺旋式轨道进化。它从早期希腊的神秘主义哲学出发，通过理性思想的显著发展而上升和展开，不断地离开它那神秘主义的起源，并发展了一种与东方尖锐对立的世界观。而在最近的阶段里，西方科学又最终克服了这种观念而返回到早期希腊与东方哲学上来。这并非仅仅依靠直觉，还依靠高度精确的复杂实验，依靠严格、一致的数学表达方式。”

同样，我们不必担心，现代医学主流理念向传统医学的“回归”，以及将传统医学中的经验和治疗技术融入现代医学的过程，会影响现代医学的科学性。因为这种回归，也必然是建立在严格的科学试验和对理论模型的验证基础之上的。

由此，基于复杂性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融汇传统中医学的状态分型以及相应的理法方药体系，将建立起现代医学的状态医学体系。基于这样一个体系和模型分析方法，医学家将能实时地掌控埃博拉病毒病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根据疾病过程中机体的状态变化，实时地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疾病为中心理念的桎梏

在复杂性科学理念逐渐成为主流科学理念的今天，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当一个复杂系统陷入危机时，如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等，当然也可以去寻找导致系统陷入危机的原因，然后从消除这一原因入手，寻求使系统摆脱危机的方法。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在很多情况下，这一原因对陷入困境的系统继之的走向的作用并不总是决定性的，消除这一因素本身，对于系统摆脱困境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必须的，更不是唯一的。通常的办法是，根据处于危机的系统的现时状态，有针对性地制定摆脱危机的方案。

这一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应对埃博拉的情况同样适用。从埃博拉病毒病中康复的案例，以及接触过埃博拉的人并非人人都染病的事实可见，埃博拉病毒对于患者病情走向的作用也并非决定性的，如果我们像应对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的危机一样，把着眼点放在染病的患者本身，也就是将如何杀灭埃博拉病毒，转化为如何拯救因感染埃博拉而陷入困境的人，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应对选项多了许多，就是说，“退一步，柳暗花明”。只是这里要切记一点，不要希冀存在适用于埃博拉病毒病各个阶段的特异性的药物，就像西方医学在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应对类似肺炎、肾炎，高血压、冠心病等，有多少找到了这种特异性的药物。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药物研究，最后都变成了寻找应对局部病理变化的控制性药物，结果是人类不得不面对这些药物无法摆脱的副作用和药源性疾病。

近几十年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实践显示，同一疾病，处于不同状态的个体，可能会有不同的治疗方案;而不同的疾病，处于同一状态的个体，治疗方案可能会大致相同——这就是中医师常说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而许多现代西医没有有效治疗方法的疾病，中医师正是在这种视人体状态(中医学中的证候)为“本”的“辨证论治”理念下取得治疗成效的。以往我们可以视而不见这些事实，但今天面对埃博拉“凌厉”的攻势，面对人类的生存危机，该有必要重新审视现代西医今天这种以疾病为中心理念，以及基于这种理念建立的疾病诊断标准和在现代医学里居统治地位的药物评价体系了。

如果我们要像应对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的危机那样，应对埃博拉带来的人类生存危机，就要学会根据埃博拉发病过程中，患病个体实时的状态，因人制宜地制定应对方案。为此，就要建立人体的模型——人体状态的描述体系，就要改变现代医学诊断标准和以疾病为中心的药物疗效评价体系一统天下的地位。同时建立基于状态辨识的诊断体系，建立基于状态的药物疗效评价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可用于埃博拉疾病发展过程的状态描述体系，才能将中医学经过一千多年的临床实践，逐渐完善起来的针对不同状态的理法方药的应对方案纳入其中，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更严谨的临床应用研究，在严格的科学实证中，将其发展成针对恶性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的现代医学认可的体系。

迎接对抗埃博拉的“柳暗花明”对抗埃博拉的“柳暗花明”

在自然科学领域，复杂性科学兴起引发的科学观念的变革，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使人类认识到了基于分析方法人类永远也无法企及的自然界的奥秘。今天，面对埃博拉病毒病无能为力的西方医学，应当像西方自然科学一样，摒弃分析方法为唯一科学方法的理念，引进复杂性科学应对复杂系统的全新理念和方法，才能开辟人类战胜埃博拉的崭新局面。

以埃博拉为契机，人类在应对急性感染性和传染性疾病的过程中，建立起的状态医学的模式，将迎来基于整体功能状态的新的医学体系的诞生，开拓现代医学进入以功能整体性医学为主流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