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小舟载着待产的孕妇来到珠江边的美国医院，划船的丈夫并没有即将为人父的激动，反而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这是1892年的广州。这户普通人家即将在中国医学史上刻下难以磨灭的记录。

广州珠江边的博济医院，由美国来华的传教士开办。即便是在1892年，它的历史也称得上悠久。再往前推半个世纪，朝廷里“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钦差大臣林则徐还来这里看过病。

可是，在女人生产这方面，不到迫不得已，谁会去看蓝眼睛、大个子的“红毛鬼”医生。那时的医学期刊上，西医们描述的病例，往往是已经难产好几天的妇女。

在见过医生前，她们经受过“稳婆”的各种掐抓推搡。即便最后孩子平安出生，母亲也往往死于产后感染：稳婆们可没有消毒的概念，戴着金戒指也能上阵，留着长指甲就为了方便抓你呢。

在剖腹产率高居不下的现在，很少人还能意识到，仅仅一百多年前，这一产科领域的重要手术对于国人来说闻所未闻。

来到博济医院的这位准妈妈也不例外。时年29岁的她这是生产第三胎，此前在家已经艰难挣扎了一天一夜，“腹震动而胎不能下”。直到气息奄奄，稳婆也受不住了，主动给产妇家人出主意：听说西医能看，要不就去医院瞅瞅?

接待他们的西医一看，对家属说：“没法子，这得剖腹产。”

后来的事情经过，由当时主流大报《申报》旗下的畅销周刊《点石斋画报》进行了图文并茂的报道。

就看这份八卦小报平时在沪上报道“花国魁首又坐马车逛街”、“两位花魁在租界的花园子里争风吃醋”之类稀奇事的风格，你就知道划开肚子生孩子这事儿在当时有多匪夷所思。

当然，在飞艇、机器人、海底隧道等前沿科技方面，《点石斋画报》也总是国内第一个报道的。有史学者认为，广州的这台手术，亦是我国有记录的第一例剖腹产手术。

这份报纸还特意强调，给产妇看病的医生是个男人：“男医关君见某危在旦夕，恻然动念，为之诊视。”早几年，因为医学院学生孙逸仙的抗议，博济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已经向男医生开放。文中这位“关君”来自美国，大名是约翰·斯万(John M. Swan)，按照当时传教士留下来的惯例，为了跟广大中国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特意取了中文名“关约翰”。

根据他的笔记，这位产妇盆腔内有软骨瘤，梗阻了产道，因而难以生产。 “关医生”对家属说：“要是现在剖腹拿出孩子，还可能生还，否则凶多吉少。”

看起来没有别的选择了——“其夫遂侥幸万一计，听其剖视”。

不论是这位丈夫还是上海滩的记者，恐怕都没学过《红毛通用番话》的课本，也无从知道，他们所生活的那个世纪，是人类妇产科快速发展的100年。破天荒头一遭，妇产科的内容进入了西方的大学课堂，从普通外科学中分离出来。匈牙利产科学教授塞麦尔维斯提倡的产科消毒法，极大降低了分娩的死亡率。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对难产产妇实施剖腹产手术的死亡率还在75%左右，而到这个世纪的最后20年，这一数字已经降到了20%。1853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借助新式麻醉剂氯仿，无痛顺产生下了她的第八个孩子。

1892年8月被送往博济医院的这位产妇，面对的已经是相当完善的手术流程。她在氯仿吸入麻醉的情况下被剖开子宫。关约翰顺利地从中取出一个体重约4斤的女孩，“呱呱而啼，居然生也”。

在《点石斋画报》的报道中，事情有一个堪称圆满的结局：“数日寻愈，妇乃将儿哺乳以归。如关君者，真神乎其技矣。”

而在现实中，家属们并没有那么顺遂接受“神乎其技”的红毛医学。生下孩子后，产妇发烧，并出现了盆腔感染的症状。医生虽然不赞成，但病患的家人坚持要出院。

如此情景，很难想象，那之后大约30年，西医接生就被国内民众所接受。1930年，《中央日报》上刊登一则《市卫生局定期开始训练接生婆》的消息，宣布“国民政府”将办产婆训练班，对通不过专业课程的旧式稳婆，将严予淘汰。而在上世纪40年代，北平、山东等地的医院里，中国的妇产科医生更是开始了对宫颈癌及卵巢癌等疾病的研究与治疗。

可惜，这一切无从挽回清代末年中国首位接受剖腹产的产妇的命运。关于她，我能找到的最可能的结局，来自关约翰的报告。他没能继续为那位母亲诊治，唯有在文书中留下自己的猜测：未能随诊，产妇可能已经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