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某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实现一年销售收入1个亿的水平下，“基本”两字显然需要更多的内涵注入与辨别。

第二批结果的出炉，将上海基药招标瞬间推上风口浪尖。这场政府与包括外企、国内企业在内的利益群体间的博弈，在十里洋场上演得格外激烈。

大批外企主流品种的进入引发了外界对于上海基药模式的关注。包括络活喜、波依定、拜新同在内的60多个大品种悉数进入，宣告了外企在上海基层用药市场“并未失守”。而在年初，医药外企代言人外商制药协会一度非常悲观，预期“价格问题将导致外企忍痛放弃绝大部分上海基层市场”。而结果最终出乎意料。局势的逆转源自政府与外企间的相互妥协。一方面外企价格有所松动;另一方面，较高的用药和医保水平也促使上海方面最终放弃“在基药招标中抑制高价药进入”的初衷，当然也不能忽视其强大的政府公关力量。

这一结果引发了各方争论。一派观点认为，在对颇有“唯低价是取”意味的安徽基药模式进行反思的当下，强调“质量优先，价格合理”的上海模式显得理智不少;而另一派观点则表示，中标的同一类产品价差太大，在国产药价格被猛烈压缩的强烈对比之下，外资产品的所谓价格妥协仿佛只具有象征意义。更有人士发出惊叹： “质量优先的原则是贯彻了，但价格是否合理呢?是什么筹码能让外资药比国产药享受十几倍、几十倍的高价呢?”争论的焦点依旧轮回到“非国民待遇”的亘古话题。当然，也有评论人士提醒，“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医疗消费、医疗条件以及医保水平都不一样，并不具备可比性和复制性”。而外企人士则再三强调这是他们所能承受的最低价，也委婉地表示由于外企的核心品牌都中标，也并没有因此增加外资个体间的太多竞争优势。

上海基药招标，究竟谁是赢家?这显然不是一个能立即做出“非黑即白”式答案的简单命题。

让我们回到原点。在2009年发布的《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中，基本药物被定义为“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公众可公平获得的药品”。而“基本医疗卫生需求”本身内涵并非十分明确，再加上各地医药消费水平的差异，更不能一概而论。在上海某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实现一年销售收入1个亿的水平下，“基本”两字显然需要更多的内涵注入与辨别。而国家层面在基本药物制度制定之初就考虑到各地情况的差异，所以给予各地自行增补的权利。遗憾的是，良好的初衷在落地实施中却留下了太多操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