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泉港亚洲CEO季茂业博士

2008年10月4-5日，美国冷泉港亚洲全球科学顾问委员会及冷泉港亚洲成立大会在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酒店召开，标志着苏州正式成为冷泉港唯一的亚洲会场。2009年11月1-4日，冷泉港亚洲首次班伯里会议--第一届亚太大规模转基因粮食种植高峰会再次相约美丽的金鸡湖畔，亚太地区著名科学家、企业代表和各国政府官员聚集一堂，围绕当前转基因粮食作物的政策问题、转基因作物的科学进步、法规深思以及转基因粮食作物在亚洲种植的经济效益等一系列科学和社会的前瞻性议题进行了讨论。记者作为峰会唯一受邀媒体，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并有幸采访到冷泉港亚洲CEO季茂业博士，就冷泉港亚洲的定位，冷泉港亚洲具体会务以及冷泉港亚洲未来的动向进行了深入交流。

记者：美国冷泉港实验室从成立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冷泉港亚洲是其在美国境外设立的唯一海外分支机构，为什么选择亚太地区建立分支机构？又是什么原因选择中国作为其唯一的海外机构所在地？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呢？

季茂业博士：起初，冷泉港成功跨出了美国到英国剑桥，同Welcome Trust联合举办会议获得成功，但是并没有建立一个冷泉港欧洲的机构。之后，美国冷泉港将目光投向亚太地区，并成立了冷泉港亚洲这一分支机构。选择亚太地区，一方面是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国政府投入的科研力度增强，科研活动日益活跃。此外，从冷泉港举办会议和培训班八十年的历史来看，参与者60%来自北美，20-30%是欧洲人，亚太地区的参与者了了。签证、长途飞行、经济等问题限制了亚太地区科研工作者参与会议的积极性。综合考虑后，冷泉港开始在亚太地区物色会议的举办地。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曾考虑过，但是均被排除。会议在日本运作，运营费相对过高；新加坡、韩国地域稍显局促；最终选择了中国，我们认为中国的飞速发展和相对包容型的文化是设立冷泉港亚洲的最佳选择。另外，改革开放初期，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与中国的部分学者和机构开始了学术交流，他曾三次来到中国， 对中国的整体感觉很好，并和多位中国生物学家发展了很好的私谊，这一因素也至为重要。

冷泉港最负盛名之处是教育与培训。作为冷泉港灵魂人物的沃森，1948年，20岁出头就随其导师卢里亚（Salvador Luria）来到了冷泉港首次参加冷泉港的噬菌体培训班 (Phage course)，之后就深深的被这个地方所吸引。在冷泉港沃森如鱼得水，无拘无束的交流，很快便认识了几乎所有科学家并对他们的研究了如指掌，这一经历使他受益匪浅。至今他仍认为，冷泉港是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最佳去处。自1962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沃森，到今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卡罗尔－格雷德（Dr.Carol Greider），直接从冷泉港实验室先后走出了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至于参加过冷泉港会议或培训班的诺奖得主更是星罗棋布。因此冷泉港会议和培训班就如同生命科学领域的"黄埔军校"！引领生命科学前沿的学者们在冷泉港办班，培养一些中坚骨干，那些骨干又分散到世界各地发展，把整个学科、领域带动起来，积极快速地推动了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和进步。

冷泉港亚洲组建的主要目标是把冷泉港历史悠久，行之有效的教育培训和会议交流模式移植出来，根本目的在于推动亚太地区的生命科学的发展，进而促进全球生命科学领域水平的整体提高。冷泉港亚洲是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的一个分支机构，我们立足中国，但面向对象是整个亚太地区；我们致力于"建设亚太特色的冷泉港"，打造一个亚太地区的"诺贝尔奖科学家"的摇篮。

记者：为什么在中国选择苏州？ 而不是北京、上海等地？

季茂业博士：大都市，比如香港、上海、北京，过于热闹。大城市有着太多的纷杂、干扰和诱惑，并不是静心探讨科学的最佳去处。我们看美国冷泉港，它地处纽约郊区，一个山清水秀世外桃源之地。苏州与它有些相似，邻近国际大都市--上海，交通便利。加上苏州是一个文化城市，千百年来人文荟萃，有着细腻的文化底蕴，被余秋雨誉为"中国文化的后院"。在历史的经线和地理的纬线上，冷泉港亚洲在这里从事着一个上接千年文化，下传四海学问的事业，这就好像一个前世注定的缘分在这里，再加上现在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即背靠古城，又含现代文明，拥有极佳的自然环境，依湖而立。园区行政人员素质极高，苏州工业园区政府眼光独到，支持有力。说到这，我不得不提一下苏州创投集团和苏州生物纳米园的决策者们，他们干练、细致和国际化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让我们放心把这一高端的国际科学会议中心放在了苏州工业园区。历史、人文、自然俱在；天时，地利，人和兼备，自然就成了我们的首选宝地。

记者：刚才我们提到了创建冷泉港亚洲的目的，您认为这一分支机构的建立将会給亚太地区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呢？

季茂业博士：具体影响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说，可达到的程度不一样。较容易达到的是，冷泉港亚洲可以为亚太地区的生命科学工作者，包括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提供一个渠道和平台，使他们迅速了解当前世界研究的最新进展，这种信息交流方式非常直接。尽管说现在网络非常便捷，你可以通过internet查找海量信息，你可以查找新的研究文章等。但是查找到的信息都是过时的。最新、最火的信息始终是在人头脑中，甚至有些还没有出现的，只有面对面的碰撞和交流才可能出现的。我们为那些研究者，特别是优秀活跃分子搭建一个充分交流的平台。这个平台主张的是长期性、固定性和全方位性。另外对于生物产业的发展提供直接的推动力也将会有深远的影响。生物技术，生物产业绝对属于高科技的知识型产业。众所周知高科技产业成功的一个最关键的要素不是资金，不是原料，也不是地缘，而是人才，是充分掌握知识的高级人才，是最快掌握最新信息的领军人才！从这点来说，冷泉港亚洲将会是一种吸附剂、粘合剂加催化剂，我们将合适人才吸引过来，粘合在一起并酝酿催化出新思路，新产品。

另外一个是不容易做到的文化层面。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改变某种文化，我们希望冷泉港的学术文化能够成为亚太地区学术文化的另外一种参考，提供另一种选择。冷泉港的学术文化注重自由平等探讨，欣赏创新，分享科学探索的真正乐趣。在这里虽然半个世纪以来大师云集，但没有论资排辈，无需拘泥于某种形式，作报告都用一老式闹钟严格限时，在这里我们无拘无束的坐在一起吃饭喝酒，在这里我们没有VIP包厢，没有用来开会的主席台，开会桌子的排布全部是为了有利于大家打破层级上面的隔阂来设立的。在这里不存在蠢问题，不存在表面上的大牌，不必打领带，鼓励轻松随意，宗旨是什么，就是在放松的环境里充分感受科学探索給我们的乐趣。由于这种文化不是整个亚太国家和地区的主流文化，要充分做到这一点需要时间。当然我们也不必去本末倒置地去刻意追求摹仿这种文化，主要是借鉴去繁从简，舍末求本的实用学术精神。

记者：为什么选择转基因粮食作物这样的一个敏感话题作为冷泉港亚洲首次峰会的主题？这次班伯里会议对冷泉港亚洲的意义又是怎样的？

季茂业博士：选择转基因作为峰会的主题，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整个亚太地区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耕地丧失严重。此外，为了应对全球性能源危机，以粮食作物为材料的生物能源工业正在消耗大量粮食，因此，粮食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对于拥有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亚太地区而言更是如此。转基因技术应用于粮食作物，可以提高作物的产量和粮食品质，这为解决当前的粮食问题、能源问题提供有效途径。其二，对于转基因技术应用于粮食作物的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企业家和政府机构代表看法不一。处于科学前沿的转基因技术涉及到的不仅包括科学，还有社会学、经济学的问题。这些特征恰好符合班伯里会议的主题要求。

这次峰会的召开对冷泉港亚洲来说，一是体现我们对议题本身复杂程度、意义的把握。议题的选择，一方面要考虑科技的含量，另外一方面就是对当地的具体国情和地区情况的把握，还有对议题敏感度的把握。冷泉港从美国那边移植到亚太来，扎根亚太，将国际顶级会议交流和教育培训模式，与亚太地区具体情况充分结合起来，这次会议展示了冷泉港亚洲在这方面的决心和努力。一个世纪来小小冷泉港在大西洋边演绎出了生命科学里的一个传奇，冷泉港亚洲要做的是希望把这传奇延续到太平洋来。

记者：冷泉港作为国际顶级学术机构，大家并不陌生，但是具体到冷泉港的会议，了解的人可能并不多了，您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如会议的具体运作，它的独特优势？

季茂业博士：好的。冷泉港会议一般是春秋两季召开的。这两个时间段一个是从3月初开始到6月，一个从9月初开始到11月底。在召开期间，一般每周1个会议，有时甚至一周两会，连头接尾。这也是冷泉港会议的一个基本模式。我们的meeting &course programs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班伯里会议， 二是普通会议，三是培训班。这次转基因粮食作物大规模种植会议就是一次班伯里会议。班伯里会议是专门讨论科学前沿问题的会议，会议的主题介于社会和科学之间热点话题，比如说转基因、干细胞研究等。至于冷泉港会议，我们主要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会议人数将限制在五百人以内。根据沃森的经验，人数过多反而不利于互动。过多的与会者，会使大家会呆在自己比较安全的环境，跟自己熟悉的人进行交流，对于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可能交流反而很少。我们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保持亲近感，所谓亲近感就是说二、三百人，吃喝住一起，几天交流下来，十分放松，互动效果很好。

冷泉港会议是通过注册收费来维持会议的运作的，我们也会通过企业和基金会来获得赞助。

亚太地区有很多会务机构，组织者有来自于政府的、学会协会的，与他们相比，我们有着一些独特的优势。一是宽松的交流氛围，放松会是你在会议或者培训中最大的收获，放松自如的氛围对于灵感很有帮助； 其次我们拥有全球顶级的科学顾问委员会，由20多位全球分子生物学顶级科学家组成。比如说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蔡南海教授就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第三就是我们对于前沿的持续关注和跟进，我们一直与国际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保持良好的合作；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有意识地去做类似于电影界的星探--我们会去主动发现新星！比如某个实验室，某一个研究生、工作非常出色又很前沿新颖，最近做一个很棒的东西。在一般的会议上，可能顾不过来给他/她一个报告的机会，但是我们可以在大腕云集的国际顶级会议上，直接给他／她一次做报告的机会，让他更加深入便捷的在这一领域驰骋。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做好了，我们也就做好了。

记者：学科的交叉其实促成了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下一步冷泉港亚洲会务正式启动，有没有计划邀请一些相关学科领域，或者不太相干的科学领域来一起参会，共同来探讨一些科学上的问题呢？

季茂业博士：从操作的层面来讲，现在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但是不应该排除这种可能，我们可能会在以后组织一种非正式的会议邀请一些跨学科的专家的交流会。有些科学工作者喜欢跟那些艺术界的朋友去聊聊，那些艺术家可能对科学研究人员的想法也很感兴趣，彼此会发现很多有类似的东西，但是这不能为了追求新奇而新奇，就看有没有这种必要，有没有这种机缘，有的话可以采用非正式的方式来操作。其实冷泉港一开始也是在一种非正式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你去看很多照片，都是很随意的，是从一些松散的俱乐部开始的。

记者：刚才您也介绍了冷泉港会议的一些情况。这次班伯里会议其实很多个人和机构对此都非常感兴趣。但是限于会议的性质，大家未能如愿。那么，冷泉港亚洲是否会再次举办开放的转基因作物方面的会议呢？还有其他会议吗？

季茂业博士：有。到明年10月底，我们将举办关于以"从植物生物学到作物生物技术" 的后续会议。2010年我们将举办十个开放的会议。班伯里会议估计会举办两个。在明年六月办一次培训班。2010年我们会议内容为当前处于研究热点的主要领域，包括癌症研究、神经科学研究、蛋白质组学、表观遗传学、重大传染病趋势、膜生物学、人类基因组学、发育系统生物学、计算生物学、免疫学、基因表达和功能基因组学以及生物技术在作物中的应用等。

记者：您从92年去美国，然后在那里从读本科、到获博士学位，再去冷泉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多年，现在回到国内适应吗？一直从事研究工作的您，现在参与更多的是管理工作，您是如何来完成这种转变的呢？

季茂业博士：我现在的工作属于一个社会型工作，特点是广而散，做好它的话，要有心。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发掘工作的意义。对于一个多年浸润于学术界的人来说，要放弃很多年来熟悉、习惯的学院式生活，放弃多年所学、所从事的学术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新的东西在之前的工作上有一定的延续性并且有为之而做的价值。我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很多努力，显然它吸引了我。

这种角色的转化我还在继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这中间其实有两层意义上的文化冲突，。一个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是企业文化和学术文化之间的转化。我们的背景是学术文化，现在打交道更多的是企业文化，真正像美国哈佛、耶鲁，伯克利等代表性的学术文化圈子在亚太并不是那么主流。但是你得尊重这种企业文化，因为它是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至少到目前为止，它还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文化。地方上的合作仪伴更关心如何维持项目经营情况，而我们最大目标是创作一个更完美更纯粹的学术交流探讨的氛围。这种矛盾，如何磨合并达成双赢或者多赢，是我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这种转化，不是一蹴而就的。

冷泉港亚洲团队部分成员合影

沃森与季茂业工作照

关于冷泉港及冷泉港亚洲简介

美国冷泉港实验室成立于1890年，被誉为世界生命科学的圣地与分子生物学的摇篮，名列世界影响最大的十大研究学院榜首。从这里曾先后走出了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包括2009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女性得主卡罗尔－格雷德（Dr. Carol Greider）。冷泉港实验室的学术会议及高级培训班久负盛名，百年来为世界生命科学的发展培育了大量高级人才。冷泉港亚洲由DNA双螺旋发现者之一、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亲自推动，是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在美国境外设立的唯一海外分支机构，旨在促进生命科学方面的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

更多信息见冷泉港亚洲网站：http://www.csh-asi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