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在上海科技园区设立办事处的西方制药公司越来越多，现在这些企业的员工甚至有了一处以他们的职业命名的午餐地点：药谷饭店。

尽管中国制药企业仍把重点放在国内市场，但药谷饭店的出现象征着国外竞争对手也同样对在华投资感兴趣。

和记黄埔(Hutchison Whampoa)子公司——和记黄埔医药（上海）有限公司(Hutchison MediPharma)高级副总裁张迅表示：“没有哪位西方首席执行官敢不制定中国战略。”上月，他接待了一个由美国默克公司(Merck)高管组成的代表团，他们的目的是了解中国市场并寻求扩张。

目前，从低成本的本地制药和临床试验，到更基础的研究，制药业各种活动都得到了中国相关部门的扶植。

对于许多企业而言，最具吸引力的莫过于销售额。据医疗咨询公司IMS估计，2011年，中国将超过法国和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处方药市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目前，仅阿斯利康(AstraZeneca)在华的年销售额就超过10亿美元。

外资企业的兴趣反映了中国制药市场的规模和增长；有能力“自掏腰包”买药——且开始步入老年——的中产阶级逐渐崛起；以及国家医保体系在城乡地区的扩张。

吸引西方制药企业的除了自身传统药物的强劲销售，还有中国相关部门准许为新药制定西方价格。

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府鼓励技术转让的愿望，同时也鼓励西方制药商将商业扩张与本地制造相结合。去年，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承诺投资2700万英镑（合4200万美元），与江苏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Jiangsu Walvax Biotech)成立一家合资企业，生产儿童疫苗；还投资2100万英镑，与深圳海王(Shenzhen Neptunus)合资生产流感疫苗。

但葛兰素史克及其它公司也承诺在华进行研发。过去，这指的是临床试验，在成本相对较低与监管部门数据要求（显示对本国公民的疗效和安全性）的双重拉动下，征集的中国患者越来越多。

而近两年，利用政府对医学和科研机构的投资、海外归国人员激增及知识产权法有所增强等有利因素，西方制药商开始投资更早阶段的研究。

去年，诺华制药(Novartis)承诺投资10亿美元，于2015年底前，在上海建成一座研发中心。

但差距依然存在。1989年出国的辉瑞(Pfizer)亚洲研发部主任杨青(Steve Yang)就是归国人员之一。杨青表示，他在上海的业务重点在化学、生物学、数据编程和管理方面。

“如果把我们与那些典型的综合性研发基地做对比，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没有获得足够的临界规模，也缺乏人才，”杨青表示。

 风险投资公司凯鹏华盈(KPCB)合伙人李怡平(James Li)表示，大学里仍缺乏转化型研究，“政府许多资金都拨给了不可行的项目”。

还有人表示，中国监管部门仍行动迟缓。而每年相当高的员工流失率增加了招聘和培训成本，还让企业担心技术流失。这促使一些企业商定了一套行为守则，以限制“挖人”。

一些分析师认为，医疗成本上升和竞争加剧会压低药价。“我们必须从用好药转变为好好用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的张炜表示。中国相关部门正讨论创建一个类似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的机构，为政府提供治疗成本及临床疗效方面的建议；并试图全面改革当前体系——在当前体系下，医院药房可以对药品大幅加价，自然会促使医生开昂贵的药过量。

但普华永道(PwC)驻北京医疗行业主管李维德(David Levy)警告称，体系重组需要其它获取资金的途径，而且一旦发生差错，还有可能导致社会不满。“我认为，未来5年内情况不会有太多变化，”他表示。“这个体系太庞大了。”

业内人士希望，到那时会开始出现更有效、更全能的企业。咨询公司摩立特(Monitor)合伙人乔治?贝德(George Baeder)预计：“中国将重塑全球制药业格局，为其它市场创造一种有效的模式，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提供质量上乘的药品。”